书摘

文/谭同学

《双面人》

谭同学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年12月

农民既强调顺应物的本性，又强调自勉、勤劳，使得土地得以精耕细作，在可持续利用的前提下产出不断接近最大化，劳动边际收益增加的空间最后接近于零。另一方面，农民强调节约、诸子财产均分以及“消遣经济”，使得人口不断膨胀，直至靠勤俭节约也已无法保证温饱。更何况，世代更替之间，同一祖先之后代贫富分化也是常见现象。从治理的角度看，分工精细的官僚制势必因成本过高而为乡村社会难以承受。由此，在农业主导乡村经济的状况下，中国践行的是“简约型治理”。也即农民以宗亲关系网络为基础，辅以地缘关系网络，参照国家“大传统”所持“圣人”之“礼”，依靠“小传统”实现基层自治。

普通农民对当下的物质欲望急剧抬升，心态颇有失衡之处。但相对于乡村社会层级结构中的优势群体而言，他们的欲望仍有限度，心态失衡实属事出有因。比之于沉迷肉欲者，普通农民在客观上不能不说还（不得不）保留了某些“知足常乐”的心态。比之于那些绕过“诚意”“正心”和国法谋取物质财富者，普通农民又何尝不是（不得不）非常的“老实”、不懂得“变通”。有了这些比较，农民心态失衡，自认为人生多不理想，无疑有其深刻的现实根据，而绝不仅仅是物欲急剧膨胀。从这个角度说，对欲望难实现、人生无意义、世道不公、命运无常等，绝大多数农民心有不满抑或犬儒，实际上也不乏反思社会转型的意味。虽然其反思未必系统、理性，甚至未必完全正当，但若只对其反思一味作批判，也有失偏颇。

当然，对农民的“私欲”“物欲”从“克己”中走出来做出某种肯定，注意到它有历史合理性的一面，并不意味着就是肯定物欲横流。或者说，在难以成为“圣人”“罪人”的情况下，做“俗人”固然有一定的道理，却绝不意味着就可以俗到“病人”的境地。

可正在这一点上，当下农民确实有“走过头”的地方。物质财富普遍增长，并没有直接让农民从主观上简单地认为，人生变得更理想，日常生活中的欲望得到更好的满足，心态变得更为安定。相反，由于物质欲望上升的幅度和速度大大超过了其在乡村社会层级结构中的位置，不仅普通农民在物欲上出现了更大的沟壑，乡村社会中的优势群体甚至比普通农民对自己人生所获更为不满。人心不安定，加剧了对现世人生意义的质疑。祖先与子孙构成的链条虽对农民安顿身心仍有一定作用，却又有些不够。“三教九流”、基督、犬儒主义以及“去历史感”（穿越时空）均有了社会根基。但是，这些也同样不能从根本上消解农民对物质财富和人生不确定性的焦虑。

总之，如果以社会大转型的视野，辩证地透视乡村中的人生、欲望与社会心态，或许不难发现，必须注意“双面人”同时存在的、截然相反却又共生的两个面向，而非其中某个单一面向。当代学界诸多倾向于用单一面向的话语，分析农民的欲望和社会心态的做法，或许不无值得反思和补充的地方。其实，若将视野拓展到更长的历史中，“物欲横流”似乎也不仅仅是当下知识分子对当下乡村社会独有的反思。

在参照“俗人”标准转型之前，乡村社会也充满变化，宋代的变化就格外引人注目。宋儒之所以推动乡村转变，其重要目的也是在“物欲横流”的状况下，安顿农民的日常生活，从而安定和正其心。由此看来，“物欲横流”的格局既然是乡村社会变动中产生出来的，若对其进行适度限制（而非消除），也就应当在乡村社会转型的反思中，去寻找思路。既然基层治理和乡村社会层级结构中的不合理因素，在农民欲望过度膨胀和社会心态不安定中起到重要作用，那么，从此入手重构乡村治理和日常生活共同体，似乎才是从“系铃”处“解铃”。

归根究底，从农民日常生活“哲学”来说，肯定“俗人”正常的私欲、物欲，而又适度节之以“圣人”之“礼”，方可能既不至于太崇高而曲高和寡，难以得到实践，亦不至于太俗而陷入“病态”。

（本文摘自该书第十四章，略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