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云也退

英国人安东尼·伯吉斯，你不一定听说过这个名字，但有部电影你肯定知道——斯坦利·库布里克导演的《发条橙》。没错，伯吉斯就是故事的原作者。薄薄一本书，不过七八万字，伯吉斯以此成名，对于一个写小说的人来说，简直高效得令同行眼红。伯吉斯一生（1917-1993）写过30多本小说，除《发条橙》外，别的籍籍无名，此外，伯吉斯到死都在写评论，其中绝大多数，评的都是别人的文学作品。

小说家里能写书评的人不少，比如美国的约翰·厄普代克就是一位，但要比产量，伯吉斯肯定是第一。1960年的时候，刚刚从一场大病中恢复的伯吉斯，发现英国每年出版的小说是一个惊人数字，而媒体，就像它们要从每天发生的浩瀚无边的事件中选出若干件作为“新闻”一样，也要从汗牛充栋的新书中选出很少的一些来授以版面，加以评论。伯吉斯那时年届不惑，还挺穷的，正好《约克夏邮报》缺个文学书评类的编辑，两边一拍即合。

晚年，伯吉斯回顾自己的书评人生涯时说道，“书评人掌握了技巧来评论一切，包括那些他们根本无望理解的书。书评人赚一点点钱，也不可能赢得国家级的文学奖项，不管在白金汉宫还是在首相府邸，写评论的工作都是不被认可的。”伯吉斯话里有话地自嘲着。他在《约克夏邮报》两周发一次书评，稿费确实低——6英镑。

6英镑并不好赚。《约克夏邮报》是一份早在18世纪就问世的报纸，声誉卓著，在英格兰北方的大片地区拥有读者，尤其在棉纺织厂和钢铁厂的俱乐部里，那些腰缠万贯的雇主们也都读《邮报》。伯吉斯要写的这篇文章是综述，串讲五六本新出版的书，告诉读者这些书是有价值的严肃作品，应该重视，而在文章的结尾，他还要用一句话点评的方式把近期出版的其他十余本书一起带一遍，不乏誉美之词，像什么“眼界大开”“失眠者必读”“令人无法释卷”。

印刷品天然廉价，一个大作家签名本的价值肯定比不过一个大画家没有签名的画作。写书评的人，哪怕推荐的书畅销一时，自己也不会有稿费之外的提成。伯吉斯只有一个赚外快的办法：每个周一的清晨，他会拎着又大又沉的两个皮箱来到车站，搭车前往斯特兰德大街，那里有一家路易斯·西蒙兹书店，进店后，把箱子一开，那里面满满当当装的都是他一周来收到的新书。书店用半价买下这些书——几乎都是簇新的。伯吉斯回忆说，老板给的都是“脆生生的新钞”。

《发条橙》出版于1962年，一炮而红，但是伯吉斯并没有因此放松片刻。相反，来找他的媒体更多了。即使稿费不高，但是《观察家报》的一位编辑泰伦斯·吉尔马丁与伯吉斯十分投契，士为知己者死，因为吉尔马丁的缘故，伯吉斯一直到去世都是《观察家报》雷打不动的书评作者；到了80年代，当年给《邮报》写6英镑文章的伯吉斯，在《观察家报》拿到了千字600英镑的价格，这是一个恐怖的数字；世界上最负盛名的人文期刊《纽约客》一个字1美元，让无数写作者向往，这个梦想，伯吉斯早就实现了。

写书评有个好处得慢慢才能发现。写出畅销小说，你高兴之余还会收到许许多多反馈，很多是骂你的或质问你的，让你应接不暇，心情郁闷。但写书评却不会，写出去的文章就像泥牛入海，毫无波澜。

沉默的读者保护了作者，让他可以不间歇地写下去。虽然伯吉斯自称他可以随便说，没人会去费心查证，但他的评论确实高质量，且被他选中评论的书很多都经过了时间的检验。即便如此，他依然感到一种不得不跟市场妥协的烦扰。有一次，伯吉斯同时收到两本书，一本是英国电影导演大卫·普特南的传记，普特南导演过1982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烈火战车》，另一本是一个研讨会论文集，讨论的是莎剧《哈姆雷特》的第一个版本（1603年问世，是一个盗版品）。伯吉斯认为后者显然更有价值，莎学研究于他看来十分重要，新的发现将揭示这部全世界最有名的经典戏剧在发表当年是怎样的光景。

可结果，他还是选择了评论普特南的传记，只因周末读报纸的人恐怕大多看过《烈火战车》，对电影的幕后戏兴趣浓厚，至于这本传记写得有多差，他们都不在乎。“一个文学评论人，显然没有责任以一个非专家的身份为莎学研究界的成就写点什么，”他说，“尽管我对此深表遗憾。”

（作者为书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