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

文/魏然

西班牙小说家比拉-马塔斯有一本名叫《巴托比症候群》的奇书，归纳出世界文坛上相当数量的名作家，一举成名便再无作为。阿根廷名作家里卡尔多·皮格里亚（Ricardo Piglia），绝对是这群作家的反题。他后半生患有肌萎缩侧索硬化，肌肉不听驱使，但借助机器，仍不愿停下手中的笔。直到2017年1月6日下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病逝之前，他还在修改、润色即将出版的自传下一卷。

少年时的日记

从1980年推出代表作《人工呼吸》开始，皮格里亚早已成为阿根廷的经典小说家，日后逐渐位列西语世界作家第一方阵。不仅写小说出色，在散文与文学评论上，也有很深的造诣。早年他在首都旁侧的拉普拉塔大学读历史专业，其后20多年间，在哈佛、普林斯顿等大学访问、授课。新世纪以来，他愈加受到国际文坛的青睐，先后斩获何塞·多诺索拉美文学奖（智利，2005年）和拉美最重要的小说奖项——罗慕洛·加耶戈斯文学奖（委内瑞拉，2011年）。去世前不久，他还成了继博尔赫斯之后，第二个荣膺西班牙福门托文学奖的阿根廷作家。

1941年11月，皮格里亚出生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南的阿德罗克。1955年，风云一时的庇隆总统在政变中下台，皮格里亚的父亲思想激进，反对军事政变，因而走上街头抗议，被关押过一段日子。为躲避迫害，皮格里亚一家在1957年12月秘密出逃，迁居到拉普拉塔。在颠沛、藏匿的生活里，少年皮格里亚总是躲到一间没有家具的小房间撰写自己的笔记。“我当时在找寻什么呢？找寻的是对现实的拒绝，拒绝我遭遇的一切。直到今天，我仍旧坚持写着这册日记。虽然从那时起，早已物是人非，但我还保持着这个狂热的习惯。”回忆起对文学萌生兴趣的少年时代，皮格里亚曾有这样的言说。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仍不断摩挲、修改的多卷本自传，就脱化自少年时代开始撰写的那册日记。只不过作家选择了一种独特的路径，把体验与经历全都转化给另一个化名“里卡尔多·埃米利奥·皮格里亚·伦西”的人物。稍加注意就能发现，这一标示人物的符号当中，镶嵌着作家自己的名姓。2015年出版的《伦西日记》第一卷《养成岁月》里，作家故意向另一自我（伦西）发问：“你是如何成为一名作家的呢，或者说，是什么促使你成为作家？不是什么个人体悟的志业召唤、也不是什么抉择，而更像是一种怪癖、习惯或嗜好……”

这一独特的文学形式让《伦西日记》第一部摘得多项国际文学大奖。巴塞罗那的卡斯蒂利亚语文学奖委员会因自传写作的新创，而授予皮格里亚这一奖项，褒扬他“通过创作小说人物而改造文体”。2016年皮格里亚病重，但自传第二部《欢愉岁月》还是如约面世。这一卷追述了1968年至1975年间，那段似乎“一切皆有可能”的岁月，作家如何躲避独裁政府的严密监控，寻找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左翼地下组织。此书面世是2016年阿根廷的文化大事件。据说《伦西日记》第三卷作为遗作，将于2017年9月出版，这一卷主要讲述了皮格里亚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最后时段以及他重返祖国的经历。

2010年，早已功成名就的皮格里亚追忆起青年时代浪迹布城的文学生涯，语带自嘲又不乏自豪地宣称，“为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当一名作家，什么样的工作，我全都试过。我搞过新闻，当过编辑，写过剧本，在学校教过课，只因为所有这些工作能保持一点自主性。”坚韧的写作生涯，得来不少名篇。

皮格里亚去世后，阿根廷《号角报》评选出皮格里亚最重要的六部著作。《人工呼吸》无疑是作家分量最重的小说。在这部虚构作品里，他以历史上政治强人罗萨斯的独裁时期为隐喻，解释阿根廷当代如何会出现碾压人权的“肮脏战争”。这部小说堪称理解阿根廷当代历史的密码，行文中间还穿插了大量关于文学、民族史、文化理论与人情世故的看法。另一部代表作《终生监禁》实则讲了两个虚构故事，但以一种皮格里亚式的结构串联起立，打破了虚构与评论的界限。

《批评与虚构》是一部口语风格的文论集，是作家在文学批评方面的集大成之作。文章讨论的对象，既包含了博尔赫斯、阿尔特这类第一等的阿根廷作家，也有萨缅托和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斯这类民族文化最核心的塑造者。《艾达之路》是迄今为止，皮格里亚唯一一部译成中文的著作，是作家晚期最重要的小说之一。小说悬念缘起于北美高校里的一段露水恋情和一起谋杀案，但随着案情发展，主人公的运思对象早已拓展为资本主义体制下的文化处境、知识分子的功能等奥妙议题——以思辨精神写侦探故事是皮格里亚的另一个终生嗜好。

《最后的读者》是一部精巧的散文佳作，通过例举从卡夫卡到格瓦拉的一系列形象，作家向我们讲解如何阅读著作里的人物。作为皮格里亚一生总结的《伦西日记》，自然不容错过，这套自传三部曲是他漫长文字岁月里的最后一项宏大计划。

重估经典

除去传统写作形式，皮格里亚不排斥其他媒介。他曾在阿根廷公共电视台主讲两档电视节目：《阿根廷小说场景》（2012年）和《皮格里亚解读博尔赫斯》（2013年）。语言深入浅出，但没有《百家讲坛》式的讨巧和媚俗。初稿写于1990年的大学公开课讲稿“三个先锋派”也在2016年整理出版。这份讲稿介绍了三位重要的阿根廷作家——胡安·何塞·赛尔、鲁道夫·瓦尔什、曼努埃尔·普伊赫，叙述他们如何在60年代投身创作，扭转了文坛新风向。皮格里亚不仅“触电”，甚至还跨界到大银幕。他曾与导演埃克托尔·巴本科联手，把自己的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一座推崇戏剧的城市，皮格里亚对这一领域也不生疏，他曾与作曲家赫拉尔多·甘迪尼合作，改编自己的小说《缺席城市》为歌剧。皮格里亚声称“不愿重复自己”，他的创作基因之中，永远不缺乏时代脉动、实验性和丰富性。

皮格里亚还是一位犀利、敏锐的读者，他对文艺批评的激情不亚于创作虚构作品，其文学评论的价值也绝不低于小说。有一类作家，譬如完成《佩德罗·巴拉莫》之后的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搁笔30年，绝不评论自己和他人的作品，推说自己的小说完全是记录常年醉酒的赛勒瑞诺叔叔的胡言乱语。皮格里亚说他极为崇敬鲁尔福或奥内蒂那些吝惜笔墨的同行，但在文学批评上，他宁愿直抒己见。“我想，当人们说作家应该少发言时，他们指的是那些对自己作品不发表评论的作家；以为作家不该主动阐释，更不该给作品强加什么意义。”皮格里亚这样写道，“但我的意见恰恰相反，评论文学作品总叫我振奋不已，因为我相信文学应该超出学术圈子。”皮格里亚从来都敢于发言，年轻时甚至当面评点博尔赫斯的小说结尾。面对这位文坛后辈的质询，博尔赫斯扬眉反诘：“这么说，你也是一位小说家喽？”皮格里亚终生倾向于把这话理解为嘉许和砥砺。

这种直陈评论的精神，带给阿根廷文坛的贡献便是对经典的重估。传统上，博尔赫斯和罗伯托·阿尔特被视为对抗的两套话语，皮格里亚则主张不仅要看到两人针锋相对，还要觉察背后的沟通与暗合。此外，他还主张重估鲁道夫·瓦尔什和曼努埃尔·普伊赫的遗产。借着独到的眼光，皮格里亚主编的几套丛书影响深远：他组织出版的“黑色系列”，重新介绍了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侦探小说经典；2012年编辑的20世纪阿根廷文学丛书，让人们重新发现了被求新求异的出版界排斥在外的上世纪的才情。

皮格里亚及其同仁们曾经是文坛的反叛者。远在1978年，独裁时期，他就与几位左翼领袖和一些知识分子同仁，如散文家卡洛斯·阿尔塔米拉诺、女性文化批评家贝亚特丽斯·萨尔洛，联合创办了《观点》杂志。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杂志是我们这些成长当中的作家们参与时代文化现实的落脚点……我们在文学观念上有分歧，但就创造与中心平行的另类结构上，我们分享相同的志向……”经历了青年时代的另类异端，皮格里亚及其同仁们早已获得经典化，对此，他时刻保有警醒。“悖谬的是，曾经的另类，现今成了主流霸权。于是现在的论争就变成如何建构独立空间的问题了。正如我时常开玩笑说的那样，失败不是问题，成功才是问题，那就是一个人怎样才能在主流文化框架下保持自主独立。”

逝世前不久，皮格里亚曾谈到《白鲸》，他说，读这样的小说，“让人期待我们能在文学里讲述超出庸常的经验……并不是说这样的小说更出色，而是它催人遐想，哪里能看到一艘时代的猎鲸船？”我想，这话藏着作家的期许：碧海掣鲸的好手消逝了，但浩瀚的文字与思想之海怒涛依旧，等待着下一艘如他一般无畏的时代猎鲸船。

（作者为社科院拉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