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孙爱民 刘浩南编辑／王小

这一次的撤稿风暴，比以往任何一次来得都要强劲。

2017年4月20日，国际著名科技图书出版集团施普林格（Springer）发布一份撤稿通告，其旗下期刊《肿瘤生物学》刊登的107篇文章遭撤。原因是“这些论文的作者提供虚假的审稿意见。部分冒用本领域专家的姓名申请邮件地址，并在该专家不知情的情况下，从虚假邮箱向期刊提供正面夸赞论文的审稿意见”。

截至4月26日，这篇通告的下载量已达11.6万次。中国科研工作者的学术道德与科研诚信，再次成为讨论的焦点。

《财经》记者统计这批论文发现，107篇撤稿文章中，共有38篇标记了资助方。其中，有27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项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专项、1项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专项，此外还有国家卫生计生委、教育部等部门以及各省市的科技专项。

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项目，涉及项目总经费达1009万元。

此次524名学者遭撤稿。国内学者中，有5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名“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2人担任过“973”计划专项的首席科学家，至少10人担任医院的院长或副院长职务，2人担任研究机构的所长或副所长职务。此外，不乏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学术新人奖”等奖项或人才计划的获得者。

中国医学界既失荣耀，又损经费。学风、科技工作者的学术道德、出版方的流程控制、第三方公司的逐利介入、医生的职称与晋升评定制度、科研主管部门的监管与引导等，皆被舆论轮番过堂。

各方都难辞其咎，但如何避免类似撤稿风波再次来袭？

“内部关系”包上国外期刊

在施普林格官网上，仍然挂着被“撤”的107篇论文，并以高价在出售，每篇论文20欧元到40欧元不等，有的论文下载量已经过万。

作为其中一篇论文的作者之一，湖北某大学教授林佳（化名），“日常生活都受到很大影响”，林佳对所有有关撤稿的询问都小心翼翼。

他对《财经》记者回忆，自己的时间实在不够用，在完成论文的中文写作后，他想到可以找第三方服务公司进行翻译。

经过百度搜索，很容易找到一家论文翻译公司。“本来只想让他们把文章翻译成英文，结果他们说有内部关系，可以包上国外期刊，就答应了。”原本这篇文章林佳只打算投“低端一点”的期刊，“翻译公司”画出一个SCI“大饼”。SCI是世界著名的期刊文献检索工具，收录的文献覆盖世界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林佳被打动了，交费后，果然“中”了。当得知论文刊登在《肿瘤生物学》，林佳有点惊讶。他拒绝透露第三方公司的名称与收费金额，但他告诉《财经》记者，“我们的做法肯定是有问题的。”

《肿瘤生物学》是一本SCI核心期刊，属于国际肿瘤及生物标记物学会的会刊，在全球213个肿瘤学期刊中排名第104，属于中等期刊。

此次撤稿不是施普林格的第一次。在2015年－2016年，施普林格多次对旗下的多家期刊进行过核查。仅2016年一年，就有58篇论文因违规操作被撤下，其中25篇来自《肿瘤生物学》。

施普林格大中华区总裁安诺杰称，此次撤稿事件是2015年撤稿事件的延续。《肿瘤生物学》利用2015年撤稿事件掌握的虚假同行评审信息，反查了2012年至2016年发表的所有论文，从而发现这批“违规”论文。

被撤的107篇论文，涉及524名作者，除了美国威斯康辛州血液中心、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日本爱知医科大学、芝加哥大学的7名学者外，余者皆来自中国大陆。

据公开报道统计，施普林格如今撤稿总数量已经达到450多篇。频繁出现大规模撤稿事件，施普林格内部存在审稿流程漏洞。4月18日，中国科协就撤稿事件与施普林格出版集团会谈时指出，出版集团和期刊编辑存在内控机制不完善、审核把关不严格等问题。

2016年12月，SAGE出版公司接手《肿瘤生物学》的出版事宜。在与国际肿瘤及生物标记物学会签约时，SAGE承诺重组编辑团队，杂志的同行评议流程也将进行调整完善。

这次被撤的107篇论文，正是在同行评议这一环节“栽了跟头”：投稿人与第三方公司根据真实的同行专家姓名，伪造了电子邮箱并提交给期刊；在来回的稿件修改中，期刊编辑与投稿人推荐的“假专家”进行稿件沟通，并最终刊发。

完全依赖投稿人推荐的专家作为审稿人，这给投稿人“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留下了制度漏洞。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研究员方唯硕，曾为该杂志审稿，他出于科研的谨慎，只从杂志社连连发来的审稿邀请中选了一篇审，可编辑部此后还是源源不断地发来其他领域论文。“于是我只好给编辑去信，请他们不要再找我审稿。当时我觉得这个杂志有点不负责任，不愿意再和他们合作。”方唯硕说。

一名科技类出版社人士告诉《财经》记者，选择审稿专家时，完全选择投稿人推荐的专家，起初可能是因为杂志自身的专家库有限，但如果一直这样做，是一种偷懒行为，或故意而为之。

“顶级的期刊通常是由主编选择审稿人。”该人士表示，著名科学期刊《自然》《细胞》的审稿人是由主编决定的，《科学》则是兼有作者推荐制与主编决定制。

追责不能“雷声大雨点小”

尽管施普林格一再声明，撤稿不是针对中国作者，可中国论文的超高比例，仍然令公众唏嘘不已。除了国内学术道德再遭重创外，这些论文背后，由纳税人贡献的科研经费也可能受损。

《财经》记者统计，被撤的107篇论文，共有38篇标记了资助方。按照相关规定，如果学者将发表论文作为课题成果的一部分，需要在文后标注研究资助方。

在这38篇标注资助方的论文中，其中有2篇获得“973”计划资助，1篇“863”计划项目，27项/次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此外，还有1项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1项国家卫生计生委项目、1项教育部项目，以及25项省级、2项市级、6项其他科技项目资助了相关论文。

从资助资金看，其中一项“973”计划项目的资助总金额高达2900万元。27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总资助金额超过1000万元。

“一篇文章出问题、被撤稿，并不能否定一个科技项目整体的完成，但是一旦完成对被撤文章本身学术价值的评估，资助项目主管部门可以估算出经费损失。”一位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对《财经》记者分析，梳理出项目资助方与金额，至少可以让公众看到哪些机构要参与撤稿的后续调查，“目前看，基金委、科技部、卫生计生委、教育部及一些地方的科技部门，是有调查的权力和义务的”。

在欧美国家，如果科学家出现学术不端的行为，一般视情节处理，轻者撤稿、禁止在该期刊投稿，资助基金停止拨款、追缴拨款；处罚重的，会终身禁止申请科研项目、停职、解聘；更重者，会追究刑事责任。

2014年6月，旅美韩国科研人员韩东杓因伪造研究数据、提交不实报告以获得政府资助等联邦项重罪被起诉，最终获刑57月，罚款720万美元，出狱后还要接受3年的管制。

在中国，鲜闻学者因为研究数据造假、同行评议造假等学术不端行为获刑，即便是被开除的也极为少见。2015年颁布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金管理办法》，与2007年开始施行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并未涉及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理。

“至少也应该要求这些作者退回涉事资助项目的科研经费，挽回国家的损失。”上述北大教授说。

2015年1月30日，多部门联合印发《发表学术论文“五不准”》通知。印发该通知的起因，正是当年发生多起论文被撤稿事件。“五不准”具体指：不准由“第三方”代写论文；不准由“第三方”代投论文；不准由“第三方”对论文内容进行修改；不准提供虚假同行评审人信息；不准违反论文署名规范。

该通知要求，“各单位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对被撤稿作者开展调查，对违反‘五不准’的行为视情节作出严肃处理，并将处理结果报上级主管部门备案。”

但，通知中没有明确“严肃处理”的形式是如何。

方唯硕曾撰文称，在追责学术不端的问题上，雷声大雨点小似乎已经是“标配”。其实在撤稿事件上管理者要想有所作为，就是增加追责学术不端者的意志和行动力，“很多时候无非是因为难做就不做罢了，也有根本不想做的情况”。

其实，针对2015年3月开始的撤稿事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已经有所行动。2016年底发通告称，对于2015年的4批、117篇集中撤稿，基金委对其中涉及科学基金项目的28篇被撤论文展开集中调查。对13项处于评审状态的申请项目终止评审程序，对52位相关责任人和1个依托单位作出严肃处理，并追回了相关基金。

这次施普林格撤稿事件，有6名涉事作者所在的机构——武汉大学已经启动调查程序。“我们只能等着结果，我估计肯定有处罚。”林佳说。

论文“绑架”医术

107篇撤稿均来自医学界，文章的作者绝大多数就职于医院或医学院附属医院。大面积的学术造假，源自于国内医疗学术界对登上国外期刊的饥渴，而这份饥渴背后，“论文至上”的职称评审机制影影绰绰。

让拿手术刀的医生抽身做科研、发论文，这源自中国的职称评审和晋升制度。南通大学副校长兼附属医院院长高建林在评价此次撤稿事件时认为，撤稿跟职称晋升制度有关系。

林佳将自己被卷入撤稿风波，就归咎于职称评审的压力。“按照现在医生职称评审制度要求，我们恨不得天天写论文，哪有时间做手术啊？”林佳说，“写文章的医生和做临床应用的本来就不是一样的方向，现在都混一起了。”

全国的医疗系统将论文作为职称评定的硬标准。论文，不但决定晋升之路，且与医务人员的收入紧密相连，因为随着职称的上升，收入也随之增长。

2015年2月，丁香园网在约2000名三甲医院医生中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26.87％的医生表示，在中级职称的评定中需要1篇核心期刊的论文；23.55％的医生表示，需要2篇核心期刊论文。

在副高级职称的评定中，对论文要求再上一个台阶。31.54％的医生表示需要2篇核心期刊论文；23.08％的医生表示需要3篇核心期刊论文，而18.41％医生表示必须发表SCI论文。高级职称对论文的要求更加严苛，多数机构规定必须发表2篇以上的核心期刊论文。

“我是一个一线医生，不是大学教授，评定我工作的标准应该是临床判断水平、手术实施水平、挽救危急病人的数量吧？但实际上，论文才是命脉。”广州某大学附属医院的一位陈姓医生向《财经》记者抱怨“身份尴尬”。

在医疗领域，教学医院和非教学医院划分非常模糊，对这两类角色的医生职称评定要求没有明确区分。工作侧重方向的含糊，加上职称评定的论文“死标准”鞭打，非教学医院的医生也在这个死循环中奔跑。

“对于一个临床型一线医生来说，合理的职称评审标准有两个：执刀手术数量与患者综合评价。”林佳说。

与林佳不同，南通大学医学院教授张一心并没有太多的职称评审压力，他参与的一篇论文也在107篇中。1983年毕业于南通医学院医疗系的张一心，已是南通大学教授、主任医师、南通市医学重点人才，肝癌多学科综合治疗小组首席专家。“我算到头了，该评的都评了。”张一心说，“虽然我本身没压力，但我认识的不搞科研的医生们，论文压力实在太大了。”

《财经》记者查询涉事的524名作者简历发现，有近百名作者是副主任医师，很多论文的署名作者搭配是，一个主任医师、配上若干个副主任医师。

职称评审制度对于医生来说像一道枷锁，职位的晋升、好医生的评价，不完全看医术，主要看论文数量与影响因子。而在美国，“一个医生医术的高低，主要是从他的患者转诊量评判”。上述北大教授告诉《财经》记者。

纠偏医生的“唯SCI论”，国内的学者有过不少呼吁，相关的部门也出台了有关法规。

2015年，国家卫生计生委联合人社部出台《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基层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工作的指导意见》，不再将论文作为基层医护人员职称评审的必须条件。

虽已有明确规则，但是现实中并没有严格执行。“（职称晋升制度）近年来有所改进，但尚未到位：不论医院等级，不论医生特长，过于追求SCI。其实国内对医院、学科、学术、人才的评价体系与制度都是如此，真正能量化评价、予以采信的大都是科研指标。”高建林说。

山东省一名乡镇医生，现在是普通医师，他告诉《财经》记者，如果要升级职称，他必须得发两篇论文才有机会。

舆论质疑医生的职称与晋升制度，甚至认为制度本身存在“逼良为娼”的现象，但仍有不同声音存在。“制度永远都会有漏洞，但也不是一无是处，关键是人们在制度下如何行动。”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其实并不是逼良为娼，而是逼得坏人现形。”

尽管为身边的同事抱不平，张一心仍然认为传统的医生职称评定有一定道理，“论文、科研成果和执行项目三方面缺一不可，但非教学型的医生，论文要求可以放松点”。

那么，如何划分非教学型和教学型医生，对非教学型医生论文要求放松到什么程度，这还需要学界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