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投资

全球化的喜与悲

美国优先不能以其他所有人都遭受损失为代价。正如商业太重要，不能让商人来决定，全球化太重要，不能让其反对者来决定

文/沈联涛

作者为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香港证监会前主席

全球化的发端时间，不同人有不同看法。一种说法是始于1492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寻找东方的途中发现美洲，另一种是始于19世纪中叶美国在内战后决定发展全球贸易。

到2000年，全球贸易、技术、金融和投资似乎势不可当，托马斯·弗里德曼将全球化和无国界世界誉为全球成功的动力。全球化已经使得数十亿人脱贫，从北京到非洲的桑吉巴，自由贸易和资本流动的逻辑都得到认可。但在2007年，当北大西洋的金融危机暴露出过度金融化的缺陷，对全球化的质疑开始蔓延。

《经济学人》杂志前编辑比尔·艾莫特本周撰文哀叹，讽刺之处在于，“西方发明了我们现在所说的全球化，而如今作为西方中心的美国正在将自身的发明妖魔化”。

以贸易、资金、人口以及信息的流动为体现形式的全球化是必然趋势，这主要是因为人口和技术的扩张。人类不可能无所事事地待着就能迁移到世界各地，是技术——铁路、船舶、飞机以及如今信息通讯技术的发明——加速了思想和基因的全球传播。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全球化及其不满》的作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一针见血地指出，全球化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取决于其管理方式。斯蒂格利茨还说，只要有人提供公共产品，全球化体系就能运转良好，就像任何国家体系一样。

互联网就是这样一种公共产品。互联网使最偏远地区的民众也有机会获取全球知识，从而使世界更具包容性。但是，如果大众不能从中受益，很容易使得财富和收入更加集中，如此一来，技术和全球化就会扩大不平等，引发愤怒、沮丧，导致民粹主义情绪兴起。

本质上，全球化是开放体系。那些意识到开放体系使世界更美好的人欢迎全球化。那些希望受到保护、希望保持基因和信仰“纯粹性”的人赞成更封闭的体系。

现实是，出于积极和消极的原因，全球化无可阻挡。但我们可以更好地管理全球化。那些令反全球主义者不满的问题可以而且应该得到管理。

作为一名商人，特朗普的本能就是以双边方式管理这些问题，所以他直觉上就不喜欢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联合国这样的多边机构。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对全球化的承诺究竟意味着什么？在这一表态背后有几个指导原则。

首先，中国认识到解决气候变化、颠覆性技术、人口迁移等全球性问题所需要的成本只有靠贸易和投资增长带来的新资源才能负担。

其次，中国认为全球化不是零和游戏，而是可以为所有人都带来好处，只要根据共同商定的多边规则，对全球化的负面效应以共同分担的方式进行管理。

第三，中国在全球GDP中占比为15％，仅靠自身的力量不足以推动全球化。简言之，全球化已经根深蒂固，任何国家单凭一己之力都无法引领或管理。这是一项共同的事业，这使得该项任务非常复杂，因为涉及许多利益冲突。

第四，从现实和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说，中国对全球化的贡献必须基于其比较优势。作为全球化方面的后起之秀，中国在基于第三世界的条件进行基础设施、供应链和城市综合体建设等方面具有相当多的第一手经验。比较优势来自于运用互联网平台等现代技术将贸易和交易成本降到金字塔底部。印度、肯尼亚等新兴市场也在朝着同一个方向发展。

总之，为了推动全球化的积极一面，我们必须运用21世纪的工具和经验来管理21世纪的问题。

全球化反对者声势浩大，主要是因为其缺乏包容性。展望未来，复杂性在于特朗普正在推动美国这一全球经济领头羊从全球公共产品的主要贡献者变为全球化的“课税方”。美国欲征收边境税，并批评其盟国与合作伙伴，说它们应该对防卫或建造围墙方面的任何双边努力做出贡献，其背后的真正奥义正在于此。

但美国经济的运行主要是依靠自由进口资源和人才，而不是其国内生产。这一点从美国日益增大的经常账户赤字和财政赤字以及不断增长的全球债务可见一斑。

这就是为什么人人都在祈祷，希望美国在践行其全球化承诺时，更理智的意见最终能占上风。美国优先不能以其他所有人都遭受损失为代价。正如商业太重要，不能让商人来决定，全球化太重要，不能让其反对者来决定。

（翻译：熊静，审译：康娟，编辑：王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