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艾瑞克·莱维

1933年，纳粹统治的头三个月，见证了德国音乐生活中最激烈的变化。几周内，一大批显要的音乐家被新政权批为“在政治上和种族上无法接受的”，他们失去了工作，被迫离国。

这样令人不安的事件产生了预期的效果，在特别容易成为纳粹宣传目标的人心中产生了恐惧感。但尽管如此，当局还是无法只将政治宣示作为驱逐此类人群的最有效办法。

在这一动荡而不确定的时期，新政权需要安抚群众，说这样的行动不会完全破坏国家的音乐体系。相反，纳粹辩称，把一些人除掉，是走向重建日耳曼民族国家自豪感的许多必需步骤之一。然而，为达到这样一个目标，有一点很重要，即要以建设性的话语把当局表现为德国文化遗产的真正保护者。在这样的音乐氛围中，当局承诺要团结的德国大师就是一群被操纵的精英作曲家，可以被呈现为纳粹意识形态的重要先行者。

不可避免地，用纳粹意识形态来包纳这些作曲家具有多少说服力，是因人而异的。在19世纪人物中，瓦格纳被宣扬为其世界观最为接近地预言了纳粹世界观的作曲家。相似地，安东·布鲁克纳被塑造为一个可信的纳粹偶像。和瓦格纳一样，这个过程中，希特勒对这位作曲家极为强烈的个人认同显然是因素之一。其生平也是部分原因，例如，布鲁克纳对瓦格纳的高度景仰，他单纯的农民背景，以及人所共知的观点——他的作品在被犹太人占领的报界惨遭挞伐。

在瓦格纳和布鲁克纳以外，贝多芬是伟大作曲家中最重要的“原型纳粹”。虽然有些地方把他描述为标准的革命家，其世界观有着强烈的民主原则，但纳粹把他诠释为拥有领袖式的人格，通过意志的力量与坚定，也通过他英雄性的、鼓舞人心的音乐征服了音乐界。类似的策略也用在其他17世纪、18世纪出生的作曲家身上。就巴赫而言，有必要淡化他作品中的宗教背景，而把这位“北欧”复调大师呈现为对生活具有“民间”感觉的原型的德国人。乔治·弗里德里克·亨德尔尽管大半辈子没有待在德国，他还是被相似地诠释为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

然而，对作曲家这方面形象的强调随着政治局势而有所变化。1935年，在亨德尔诞辰250周年的庆典中，他侨居英国一事被视为德英两国所共享的文化价值的象征。四年后，在战争爆发之际，亨德尔于是被描绘成拒绝完全融入英国社会，在伦敦的敌人向他发起恶毒攻击时仍然坚守着德国式原则。

给莫扎特穿上类似的纳粹紧身衣最终是一个极为棘手的过程。有一些麻烦的事情，例如莫扎特和共济会的紧密关系和与犹太人的联系必须被蒙混过去。然而，纳粹掌权后，有一个问题似乎立刻被解决了——把作曲家论证为一个坚定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

关于莫扎特的民族主义立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膨胀的政治环境中赢得了广大的阵地。这种立场是由一系列出版物激发的，它们为第三帝国建立后对莫扎特的那种无所不在、所向披靡的诠释埋下了种子。这方面，格外重要的是1914年之前出版的莫扎特书信集，由卡尔·施托尔克等人编订。这之后， 在1914年出现了路德维希·席德麦耶编订的五卷本书信集。如此丰富的传记学细节让作家们能够特别关注莫扎特所表达的德意志爱国主义，而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引起了极深的共鸣。

脱离语境，脱离对莫扎特如此宣誓效忠的“德国”究竟为何的任何认真考察，就会把作曲家展现为一个强烈的仇外者。莱维茨基在一篇文章结尾处转引奥托·雅恩1856年发表于《新柏林音乐时报》的一篇文章中的一个莫扎特生平事件，更有力地加强了这种印象——1789年，莫扎特在柏林和大提琴演奏家让—皮埃尔·杜波尔的一次不快的交锋。杜波尔请求莫扎特用法语和他说话时，莫扎特拒绝了，据传他当时说：“一个在德国住了有些年头、吃着德国饭的外国小混混也应该能够说德语，无论他的法国嘴巴有多适合或多不适合这种语言。”

（本文摘自该书第二章，略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