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马国川 编辑/何刚
“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骄傲，就是我们参加了改革，这是我自己可以得到安慰的。”3月18日，在2017年全国“两会”结束后的第三天，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说。
过去30年里，每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都有这位经济学家的身影。前15年，他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成员，担任过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从2003年春天开始，他是全国政协常委，连任两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30年风云变幻，他的一言一行常常是媒体关注的焦点，他也曾身陷争议甚至屡遭“炮轰”。不过他不以为意，因为他认为，经济学家应该有勇气顶住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在一个多小时的专访中，87岁的厉以宁依旧精神矍铄，思路清晰。他把自己30年里参政议政归结为四件大事：参与立法、推动股份制改革、扶贫、推动民营经济发展，“主线就是改革。参与改革，推动中国的现代转型，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中国一定要走改革的路，但是这条路并不是一条笔直的大道。”厉以宁说，“中国改革一直没有停止。经过这样那样的困难，回头一看，我们又上了一层台阶。”
在厉以宁看来，从1979年起，中国进入了双重转型阶段，这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因此中国改革的难度非常大，绝非是一代人的事业”，“我们既要看到改革的艰难，也要看到改革在不断进步，不要悲观”。
“中国改革迫切需要一代新人。年轻人到基层去，在基层边工作边学习，将来成为推动改革的主力军。”厉以宁说，“一代新人应该要义无反顾地投身改革。”
参与立法，推动股份制改革
《财经》：在过去30年里，您参加了30次全国“两会”。前15年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期间，主要做哪些工作？
厉以宁：主要做了两件事，一个是参与立法，一个是推动股份制改革。
人大的工作重点是立法。我参加了一些法律的审定，如《民办教育促进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也参与起草了多部法律，主要是《证券法》和《投资基金法》。
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同志提议制定《证券法》。他认为，《证券法》涉及面广泛，不宜由某一个部门主持起草，可以由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中的专家主持起草。1992年成立全国人大《证券法》起草小组，我被任命为《证券法》起草小组组长。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后，我担任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继续负责《证券法》起草工作。《证券法》起草前后长达七年，最终在1998年12月29日九届全国人大第六次常委会会议上通过了。
《财经》：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证券市场发展迅猛，问题迭出，亟须制定法律来调整市场主体关系、维护公平竞争。
厉以宁：是的，《证券法》的出台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一件大事，标志着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是证券市场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正因为它重要，涉及利益复杂，所以关注者非常多，争论也非常大，易稿不下数十次。从实施以来的情况看，证券法对于规范证券发行和交易行为，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当然，由于经济形势的变化，《证券法》后来有修改。
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新中国第一部由全国人大组织专家起草的法律，在新中国的立法史上开启了先河。从那以后，人大的立法逐步从过去的部门立法转向有专家参与的立法，某些法律还是由专家组织起草的，这也是国际通行的做法。
《财经》：1999年全国人大开始起草投资基金法，起草组长也是由您担任的。
厉以宁：最初这个法律叫做《投资基金法》，包括证券投资基金和非证券投资基金。但是由于争议实在太大，后来决定先出台《证券投资基金法》，因为证券投资基金方面的争论比较少，非证券方面下一步再起草。《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工作由我来负责。初稿写成以后，受2001年前后股市惨跌的影响，人们怀疑出台这部法律对股市是否有利。我的回答是，有法可依当然比无法可依好，从长远来说肯定是有利的。经过几次审议，2003年10月28日，《证券投资基金法》最终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上获得通过。这部法律的出台，有利于规范基金运作，促进基金业的快速健康发展，从而更好地促进证券市场的发展。
《财经》：证券市场的发展有利于股份制改革的推进。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您就积极提倡股份制改革，因此被称为“厉股份”。但是，股份制在中国的发展一波三折，很不顺利。
厉以宁：争论一直很激烈。直到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之后，股份制快速发展，不过还是有曲折。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问题决定》，提出国企必须进行制度创新，但是文件中没有肯定股份制。
股份制的实际推行也不顺利，因为当时主管经济的国务院领导对股份制是有疑虑的。所以，国有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搞了许多不触及根本问题的做法，包括减员增效、优化组合等措施，五花八门，但是实际效果仍然不令人满意。一直到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概念，明确指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这是改革上的一大突破。
《财经》：1997年就提出“混合所有制”，近年来国企改革再次提出要推行“混合所有制”。从这个角度看，股份制改革的成绩并不理想吧？
厉以宁：股份制改革的成绩应该肯定，它对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就国有企业体制改革而言，现在大多数国有企业都是股份有限公司，不少还是上市公司，表面上看拥有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但很多名不副实，并没有成为真正独立自主的经营主体。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以来，中央政府提出了许多具体措施。不过当前的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仍然碰到了一些问题。发展混合所有制，就是要在产权明确的基础上，进行多元的、多种形式的投资。可是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国有企业的积极性不高，上面让我搞我就搞，你让我跟谁谈判我就跟谁谈判，对产权激励躲得远远的，以免被指责国有资产流失。
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当务之急，就是推行国企改革。国有企业必须走混合所有制的道路，国有企业必定要健全法人治理结构。为此，就要继续推进股份制改革，使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独立自主的经营主体，这样国有企业才有真正的前途。
参与扶贫，为民营经济鼓与呼
《财经》：2003年，九届全国人大结束后，您转到了全国政协工作，先后担任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这十多年里，您主要关注什么问题？
厉以宁：主要也是两件事，扶贫和民营经济。
2003年7月起，我担任毕节试验区第四届专家顾问组组长，后来又担任总顾问。毕节试验区是中国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开发扶贫、 生态建设” 试验区，旨在挑战人口膨胀、生态恶化、经济贫困“三大难题”。十多年以来，我多次到毕节试验区考察、调研、讲学。为了提高毕节地区领导干部素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从2004年开始对毕节地区副县级以上干部进行培训，为毕节地区的改革提供人才支持。学院的许多教授、副教授都有去试验区讲课，同时我们也帮助当地建立了6所希望小学，同时联系了一批大企业安排新员工赴当地学习支援。
《财经》：毕节属于贫困山区，被联合国有关专家结论为“不具备人类基本生存条件”的喀斯特地区，多年扶贫效果如何？
厉以宁：就是在这样的地区，毕节试验区探索出了人与资源、人与环境、人与自然相协调、和谐发展、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路子。毕节是贵州乃至中国西部类似地区的一个缩影，它的发展经验对其他贫困地区都有很好的示范作用。
《财经》：我注意到，在毕节扶贫中很注重发展民营经济。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民营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一些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进入新世纪以来，围绕民营经济的争论很多，例如民营企业家“原罪”论就曾经甚嚣尘上。
厉以宁：我到全国政协工作以后，就非常关注民营经济的发展。当时民企处在一个不公平的地位。比如民企跟国企间发生了债务纠纷，如果是国企欠民企钱没有还，这是商业纠纷；如果是民企欠国企钱没有还，这是侵吞国家资产，是有罪的。这就不公平了。
2003年下半年，我担任全国政协“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专题组”组长，带领调研组到辽宁、江苏、浙江、广东等地调研，发现民营经济在准入领域、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对外贸易等方面遭遇到重重阻力。我们调研组拿出了一份详细的调研报告，提出了放宽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拓宽融资渠道、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财税金融支持等建议，上报国务院。一年多以后，2005年2月，国务院制定了“非公36条”，要求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财经》：“非公36条”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但是在执行过程中也遭遇了重重阻力，因为存在各种“玻璃门”、“弹簧门”。
厉以宁：所以，2010年国务院又发布了《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被称为“新36条”。它对民营经济在市场准入的条件、范围、扶持政策等方面做了更明确、宽松的规定。
由于陈旧的思想意识等各种阻碍因素存在，发展民营经济并非易事。现在民营经济还有三个问题没有解决，需要继续推动。
《财经》：哪三个问题？
厉以宁：第一，明确产权保护。当初民营企业在体制的夹缝中生存，很多产权不清晰，所以后来出现各种问题。产权保护的首要问题，就是以公平作为核心原则，不管是公有还是非公有的，都要一视同仁地进行产权保护。只有让广大的民营企业家感到自己的产权是有保障的、在法律面前是人人平等的，他们才会增加经济活动的动力与活力。
第二，妥善处理民营经济产权的纠纷。特别是对历史问题，要依照去年中央发布的《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严格遵循法不溯及既往、罪刑法定、在新旧法之间从旧兼从轻等原则来处理。这样做有利于稳定社会预期和增强企业家的安全感，对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信心非常重要。
第三，鼓励和保护企业家精神。中国经济要实现中高速增长，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是创新。创新、创业是中国的大势，没有企业家精神创不了新。只有鼓励和保护企业家精神，才能促进创新。
《财经》：从旧“36条”，到新“36条”，再到去年的《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十多年过去了，为什么到今天还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家对自己的财产财富缺乏安全感，对企业前途没有稳定的预期？
厉以宁：很大的原因是企业家对国家政策缺乏了解。对当前的政策，不仅是行政管理部门要学习，民营企业家自己也应该学习，不然的话老想不开。最近全国人大通过了《民法通则》，对中国的未来发展是一个重要保证。这些都应该好好学习。
《财经》：但是在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下，企业家在公权力面前毕竟是弱势群体，政府的责任更为重要。
厉以宁：政府首先要方向明确，最核心的是产权问题。有产权保护，投资者才有安全感、才有积极性。落实产权保护制度，保障财富安全，然后再让民营企业家发挥自己的才能。如果企业家老是害怕，一有空就往国外转移资产，就不可能投资兴业。
对民营企业家来说，也一定要对国家政策有清楚的认识。新常态下，政企关系要重塑。民营企业和政府的关系，要做到三个字“亲、清、净”，亲近、清白、干净，这样就不怕了，就能够轻装上阵了。
改革需要一代新人
《财经》：从人大到政协，您关注四件大事，它们的主线是什么？
厉以宁：主线就是改革。参与改革，推动中国的现代转型，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自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有各种各样的争论，也有多种多样的曲折，但是中国改革一直没有停止过。经过这样那样的困难，回头一看，我们又上了一层台阶。
《财经》：1987年国家体改委委托一些课题组，搞中期改革规划，当时您是其中一个课题组的负责人。到现在整整30年过去了，当年在搞改革规划时有没有意识到改革会搞这么久？
厉以宁：我们都知道，中国一定要走改革的路，但是这条路并不是一条笔直的大道，而是弯弯曲曲的。不过我们谁都没有讲出来，否则，人家就会觉得你们搞改革的人都没信心，那他们更没信心了。虽然不讲，其实大家心中是有数的。
《财经》：当时您想过没有改革的时间表，是20年、30年，或者50年？
厉以宁：没有想过，只是觉得改革不容易，只能一步一步向前推。
我在人大就知道，立个法有多难。1980年前后就开始土地承包，可是《农村土地承包法》到2002年才出台。记得在制定这部法律时，对于草案如何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几种方式有不同意见。后来我跟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的其他一些委员一起，坚持提出要将“入股”写进去。最终通过的法律里加上了可以“股份合作经营”这一条。事实上，入股这样的做法在农村早就已经有了。
《财经》：现在社会上有一部分人对于改革的信心并不是特别强。因为他们觉得改革进展缓慢，远远跟不上人们的预期。从中外历史看，一场改革或变法往往几年或十几年就完成了，像当代中国这样漫长的改革似乎从来没有过。
厉以宁：因为中国正在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从1979年起，中国进入了双重转型阶段：一个是体制转型，就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一个是发展转型，就是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现代社会。
两种转型的重叠，在世界上是没有先例的，也是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中没有讨论过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一些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由于那里过去不曾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所以只出现发展转型，即从传统的农业社会逐步转向工业社会。
中国的双重转型，体制转型是关键。因为一旦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它对经济的控制肯定是经济和政治合一的，多年以来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支配着城乡居民的生活，也形成了一种习惯的舆论环境。因此，中国改革的难度非常大，绝非是一代人的事业。所以，我们既要看到改革的艰难，也要看到改革在不断进步，不要悲观。
《财经》：在您看来，现在中国改革的主要阻力是什么，中国改革急需在哪些方面有些突破？
厉以宁：利益集团和制度惯性是改革的两大拦路虎。
利益集团认为改革有损于他们的利益，因此有各种不同的反映。这就需要有政治勇气和智慧，以中国未来前景、中国未来发展作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要因为一些利益集团的反对或者阻挠而停止改革。
制度惯性也叫“路径依赖”，老路走惯了，走新路总是觉得不合适。特别是地方政府，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养成了强烈的“制度惯性”，怕困难，担心改革搞不好，总认为走老路是最保险的。老路里搞不出新东西来，必须摆脱路径依赖。
《财经》：今天改革的形势和30多年前不一样，比较容易改革的都已经改了，利益集团和路径依赖是“硬骨头”。
厉以宁：两个问题都需要在改革中解决。一方面，要有壮士断腕的手段和决心。另一方面，要在实践中培养一代新人。中国改革迫切需要一代新人。年轻人到基层去，边工作边学习，将来成为推动改革的主力军。
《财经》：从1840年以来，中国的几代知识分子都为建设现代文明的国家而奋斗，但迄今为止，在某些方面距离目标越来越近，在某些方面却还有距离。
厉以宁：改革是建设现代文明国家的必由之路，必须一步一步地推动，没有捷径可言。我在贵州毕节搞了15年，再加上以前的15年，30年了，毕节还没有完全脱贫。可见，改革是不容易的。我的理想是经世济民，社会繁荣百姓安居。 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骄傲，就是我们参加了改革，这是我自己可以得到安慰的。
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许多人经常处于观望的心理，认为个人力量也没那么大，只能跟着大家走。一代新人应该要义无反顾地投身改革。30年以后的中国什么样子，你能想象得到吗？我相信，那时距离我们的奋斗目标会更近，中国会更加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