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苍耳

耍髯口是戏曲表演中生、净、末、丑极富特色的肢体及面部动作，以呈示人物当下的特定情绪。古人言“在颐曰须，在颊曰髯”，髯口又称口面、髭口，是生、净、末、丑必戴的假须——大都用马尾、牦牛毛、犀牛毛或人发制成，一般有黑、灰、白三种。后来戏曲丰富了，髯口也多起来，比如戴红髯、紫髯、蓝髯、黑红髯，借以凸显其形貌怪异或性格暴烈，至于戴红、黄、蓝、白、黑五色髯的，意在表示强烈的贬斥倾向，如粤剧中扮金兀术和方腊的，便是五色髯。

耍髯口有甩、撩、抖、挑、推、托、理、抄、撕、吹、捻等十余种表演程式，表示不同的情绪诉求。左右甩髯用来表现激动、愤怒的情绪；撩髯常用来表示思忖或感叹身世；抖髯用来表现惊怕、恐惧或愤慨；理髯和捻髯以显清闲自在、自鸣得意或狂傲不羁、机警多智。归结起来，耍髯口耍的是中式长髯，据说最早为演关羽专用，又称“关公髯”。这种蓄胡风格一直延续到晚清，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朝廷重臣无不蓄着戏台上那种“髯口”。

李鸿章抖过两回“髯口”。他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不“抖髯”是不可能的。次年5月去彼得堡参加尼古拉二世加冕礼，有一个细节被高尔基照实写入长篇小说《克里木——萨姆金的一生》： “在阿尔泰展览厅里，李鸿章在各色宝石陈列前停住，小胡子直抖动。”

翻译官马上要求打开玻璃柜，玻璃盖启开后，这位清国高官“不慌不忙地从袖子里伸出手来，那衣袖好像自己会动似的，一下子滑向胳膊肘，于是这只老朽不堪的铁青手臂上纤细的、留着长指甲的手指伸进玻璃柜，从一块白色大理石板上操起一枚巨大的绿宝石——这个展厅最珍奇的展品”。李鸿章微微点了点头，竟把那只拿绿宝石的手藏到衣袖里去。法布里丘斯将军吓得脸都白了，结结巴巴道：“可是……请原谅！我无权做主馈赠礼品呦！”但此刻，“小胡子直抖动”的李大人已步出展览厅。高尔基强调这个片断是“法布里丘斯将军在彼得堡雷契金将军寓所亲口对我说的”。这位将军是陪同李鸿章参观的当事人。

蓄不蓄胡以及蓄怎样的胡并非小问题。戏台上讲究以鞭为马，左右甩鞭，勒马抖髯，须两层水袖不散，髯口不乱。而在现实中并不那么简单。辛亥后那阵子，戏台上耍髯口瞬间变得陈腐，与时尚不合拍了。当时有《竹枝词》云：“翩翩捷捷少年郎，不着长衫着短装，胡蓄威廉头拿破，文明模样仿西洋。”不光是普通人，那些北洋大帅们皆时兴威廉式胡子，发型则为拿破仑式或华盛顿式。威廉胡当时风靡欧洲，是模仿德皇威廉二世的胡子风格，如同牛角两端微微上卷。这几乎成了北洋将官的标配。在他们看来，威廉胡代表着威权、文明、西方，“耍髯口”则土得掉渣。对比一下袁世凯前后两张肖像照就知道，隐居洹上村时胡须如同钓钩朝下弯垂，到了民国就翘而微卷了。袁大总统后来发觉蓄威廉胡并不可靠，威权大大受限，于是又想到旧朝的“耍髯口”，但是“髯口”一时半刻蓄不成，蓄成了手下各路诸侯却不答应，连耍髯口的戏子们也不赞成。呜乎哀哉！

他临死前似乎弄明白了：德国末皇威廉二世之所以金须高挑，原来是用油脂粘定的。袁的覆辙让其后的总统多少清醒了点，于是各蓄各的，显得杂乱不一，当时报章作了如此概括：黎元洪可称“一对剑髯”，徐世昌乃“两撇垂须”，冯国璋已成“满嘴狗毛”，曹锟浑如“倒生杂草”。

同一时期，鲁迅在《说胡须》中记述了亲历的尴尬事：在西安讲学游孔庙时看到一个房间挂着历代帝王像，“其中有一张是宋太祖或是什么宗，我也记不清楚了，总之是穿一件长袍，而胡子向上翘起的。于是一位名士就毅然决然地说：这都是日本人假造的，你看这胡子就是日本式的胡子”。问题是，汉武梁祠石刻画像上，男子的胡须多上翘；魏至唐的佛教造像中的信士像，胡子也多上翘。“日本人何其不惮烦，孳孳汲汲地造了这许多从汉到唐的假古董，来埋在中国的齐鲁燕晋秦陇巴蜀的深山邃谷废墟荒地里？”鲁迅心里明白，自己唇边上翘的胡须，也有“日本式的胡子”的嫌疑，回来后便对着镜子将两端“翘角”剪掉了。

五四时期有一桩命案至今耐人寻味：浙江督军署少将官成锟着便服外出，行至上海康脑脱路时，因其蓄着日式仁丹胡，被蒋六根等七人误认为是井中投毒的倭人嫌犯，遭到围攻痛殴直至毙命。

（作者为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