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德国品质”遇到“中国制造”，锐意进取的中国因子与德国“小富即安”的企业DNA如何相互协调，无论是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还是走进来的德国企业，都需要下功夫来做点功课
文/本刊记者 俞燕编辑/袁满
初夏的柏林，带着北纬52°30特有的清凉，其间却夹杂着一股远道而来的投资热浪。
去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一度以大约每周一家的速度收购德国公司，颇令友邦惊诧。今年以来，步履依然不停，海航集团在成为德意志银行最大股东后，又有消息称其拟参与竞购陷入困境的德国国有银行北方银行(HSH Nordbank)。继去年收购了德国私人银行豪克和奥夫豪瑟银行（Hauck & Aufhuse）后，日前复星集团又斥资1235万欧元投资德国金融科技创业公司The Naga Group AG，创下今年欧洲地区最大规模的金融科技公司的A轮投资。
这只是中国企业“买买买”账单上的一小部分，除了并购，德国还是中国企业最佳的绿地投资地。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GTAI）5月发布的2016年中德投资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在德国的绿地投资项目（即创建投资或新建投资，含扩建项目）达281个，是在德投资项目最多的国家，连续三年蝉联德国最大单一投资国。而中国企业的这些绿地投资项目将为德国创造至少3900个工作岗位，同比增长近三倍，刷新了该指标的纪录。
5月25日中国商务部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孙继文表示，中德双向投资已由“单行道”进入高速发展“双行道”。
在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奔赴德国市场之时，亦有冷静的声音。“巴伐利亚州是外来投资的热土，但不是圣土。每个企业有各自的故事，有的是喜剧，有的是悲剧，有些至今仍水土不服。” 中国驻慕尼黑总领事馆经济商务室参赞裴永贵表示。
当“德国品质”遇到“中国制造”，锐意进取的中国因子与德国“小富即安”的企业DNA如何相互协调，无论是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还是走进来的德国企业，都需要下功夫来做点功课。
另一方面，随着中德企业交互频繁，亦有一些争议之声传出，焦点在于对彼此的市场开放程度的不同认知。对此，德国工业联合会（BDI）主席葛慕飞（Dieter Kempf）认为，在中德之间密切可持续的业务关系中，最重要的是要为德国和中国企业创造适当的监管框架条件，以促使它们在彼此的市场中茁壮成长。
中企绿地投资兴盛
在中国企业“出海潮”中，当以保险机构为代表的中国金融机构纷纷涌入英国美国买楼之时，一批工贸企业则将投资地选在了德国。
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截至2016年，中国在德国非金融类投资存量为88.27亿美元，2016年中国对德投资规模29.45亿美元，同比增长258.6％，中国对德投资首次超过德国对华投资，同期德国在华的投资额则为2.35亿美元。
今年3月，德国中国商会发布的《2016-2017年中资企业在德商业环境调查》显示，目前在德中资企业约有2500 家，投资形式多样，地区及行业分布广泛。从行业来说看，机械制造、贸易和汽车及零配件行业是中资企业投资涉及最多的三大行业。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总经理贝诺·彭泽（Benno Bunse）表示，德国作为欧洲最大的市场，以其强大的工业基础、稳定的经济状况与巨大的市场潜力以及杰出的研发环境吸引着中国投资者。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通过在德国投资开拓国际市场，以提升自己的品牌与技术。
比如，蔚来汽车（Next EV）便将首个海外机构放在了慕尼黑。德国淄博瀚海慕尼黑科技园管委会主任刘秀飞则表示，在慕尼黑设立科技园，通过“国外孵化器+国内加速器”的模式，和德国高校、研究机构等合作，可以获得更多原创型技术创新支持。他表示，“这里的大学教授也很愿意与我们合作。”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与海航、复星等公司在德国大举收购的现象不同，中国企业目前在德国的投资主要以绿地投资为主，相对来说褐地投资呈减少之势。
在经济学上，外国直接投资一般分为“绿地投资”（Greenfield Investment）和“褐地投资”(Brownfield investment，即跨国收购兼并)两种方式。绿地投资又称创建投资或新建投资，是指海外公司在东道国境内依照东道国的法律设置独资或合资企业，此类投资会直接导致东道国生产能力、产出和就业的增长。
一位德国当地机构人士指出，一个原因在于，德国企业和公众比较欢迎绿地投资，但对褐地投资有不小的顾虑。除了担心中国人会买空德国企业以及核心技术外流，还对并购后不同企业文化的融合心存疑虑。
据了解，褐地投资有一个“七七”定律，即70％的并购案例是失败的，其中70％的失败症结在于并购后不同的企业文化无法有效融合。
这种担心并非空穴来风。中国驻德国慕尼黑总领事馆经济商务室提供的一份关于《中资企业在巴州并购面临的问题》的报告指出，由于与母公司存在沟通障碍，自身管理理念无法真正得到体现，被收购公司的管理层人员通常在并购后的一至两年内离职。一些企业由于并购时未与核心技术人员进行充分沟通，不了解员工对并购后企业的期待，员工尤其是核心技术人员在并购后的公司中缺乏归属感而跳槽。
在涉及德国高科技企业的并购案中，这种担忧情绪尤甚。其中一个著名案例是去年美的集团收购德国工业机器人制造商库卡（Kuka），便遇到德国政府和原库卡第一股东福伊特集团等多方反对，收购过程一波三折。
巴伐利亚州经济与媒体、能源与技术部国际化与工业司副司长埃德（Markus Eder）表示，德国公众看到中资企业收购的德国企业越来越多，甚至达到过去几年的总和，确实产生了一定的担忧。除了担忧库卡（KUKA）等企业被中国企业收购后，相关的核心技术就会被带到中国，亦担忧中国企业的出价远远高于市场，背后是否得到了政府的支持。
无独有偶，2012年潍柴动力（000338.SZ）为了获得重大关键技术高端液压技术，累计投资约11.67亿欧元收购德国凯傲集团38.25％的股权及其旗下林德液压90％的股权时，据媒体报道，当时林德液压的工人普遍对亚洲企业入主心怀戒惧，凯傲集团则担心高端液压技术流失，在入股协特意加上潍柴动力不得将液压技术带入中国的条款。
裴永贵指出，虽然2016年中国企业对德投资增幅显著，但主要是基数低，整体规模并不大，占德国吸引外资的比重还不到1%。美的斥资近300亿元人民币收购库卡案这种规模的收购项目，以后可能不多了。“未来巴伐利亚州的中国企业主要集中于高端技术研发方面，主是提供当地就业机会。”
有投资界研究人士指出，在东道国创建新企业意味着生产力的增加和就业岗位的增多，为其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增长点。而并购东道国现有企业只是实现了资产产权的转移，并不增加其的资产总量。因而，近年来中国企业在德国的绿地投资更受欢迎。
不过，目前中资企业落户最多的德国城市汉堡，则绿地投资比例相对较小。汉堡中国商务中心（CBCH）主任执行李锋透露，其接触的来德投资的中国企业，以前主要是绿地投资，现在主要是技术合作。“中国企业到汉堡寻找自己缺少的技术等，与相关的德国企业建立合作，用德国的品牌和技术对接中国市场和资金的合作形式越来越多。”
德企合作代际更新
在一大批中国企业扎根德国之时，亦有一批德国企业组团远赴中国考察，寻找在华投资和合作的商机。有关数据显示，德国企业仍视中国为海外投资重要的目的地，2016年对华投资增长74％。
据了解，目前辽宁沈阳、山东青岛、安徽芜湖、广东揭阳、江苏太仓等中德产业园区，正成为中德创新合作的高地。
今日李克强总理访德期间，已有多家德中企业交出了合作成绩单。作为中德总理年度会面的成果之一， 四川成都天翔环境公司与德阳市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杰阳投资，携手德国最大的资源再生与环境服务公司欧绿保集团（Alba Group）将合资设立德阳中德资源循环利用产业有限公司。
另两份成绩单则来自德国两大汽车巨头：德国大众汽车与江淮汽车（600418.SH）正式签署新能源汽车合资公司的协议，此举将突破一家外企只能在华设立两家合资公司的现行规定。德国戴姆勒集团则与北汽集团达成拟战略性投资北汽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的协议。
而一些被中国企业收购的德国企业，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融合和发展后，开始反哺中国市场。林德液压德国负责人表示，潍柴动力收购林德液压后，除了在德国建立新工厂，增加了绿地投资，也在潍柴动力的中国总部投资了生产线，从而保证在德国和中国市场能够推出同样的产品。
除了老牌的工业企业借助既有的品牌和技术优势深入发掘中国市场，德国初创企业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对中国市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成为来华寻机的新兴力量。
德国一家机器人技术企业Pi4是初创企业里的“中国行”先行者。Pi4太阳能事业部负责人Thomas Manke表示，公司从2014年就进入中国市场，目前太阳能光伏业务约90％的客户来自中国。“如果能保持现在的发展速度，我们将考虑到中国设立分公司。”
葛慕飞认为，全球化对德国来说不仅仅是出口，还意味着相互之间的投资和合作。从这个角度来说，德国企业也希望能够在不同的行业领域全面收购中国企业。
不过，慕尼黑大学创新创业中心Unternehmer TUM风险投资部董事总经理Johannes Von Borries表示，如果没有一家中国本土的合作伙伴，仅靠自己的团队在中国拓展业务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因此德国初创公司通常成长到一定体量之后，再通过找到合适的中国伙伴进入中国市场，这种形式，“比单纯只做财务投资更好”。
柏林一家初创企业一道乐（Edaole）总经理Erfkamp则指出，中德初创企业面临的条件不同，一些中国合作伙伴缺乏长期合作的想法，存在一定的短期化行为。
李克强总理于柏林时间6月1日出席“中德论坛——共塑创新”时表示，中国政府鼓励采用“2+2”国际合作模式，加快应用研究和技术转移转化。中德创新合作既包括大企业间的合作，也包括中小企业间的合作，还要重视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合作。
双向呼吁“开门”
在中德投资从以往的单行道进入双行道之际，中德双方互动频频、握手言欢之余，亦有争议传出，焦点主要在于对彼此市场开放度的不同认知上。
多位受访的德国官方机构和企业人士都表达了对中国市场不够“开放”的看法。关于进入中国市场的途径和领域的限制性政策，长期以来一直为一些外国企业所诟病。
今年1月，德国驻华使领馆在官网发布文章称，很多德国企业表示，在中国仍面临重重市场障碍，比如必须采用合资公司的形式进入中国，且多数是着眼于将技术转移给中国的国企合作伙伴。该文章认为，公平待遇的政治保证仍敌不过“保护主义的倾向。”
葛慕飞在受访时表示，目前德国对中国企业存在一些怀疑的声音，但对于中德双方来说，开放、自由的市场对于双方的发展非常重要，希望德国企业在不同领域可以更全面地参与中国经济。在他看来，中国对海外企业的限制应该要有所放开，虽然“开放不是很容易”。
5月25日中国商务部新闻发布会上，针对德国经济部长齐普里斯日前对中国“没有做到真正的贸易自由”的批评，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孙继文表示，根据中国现行的外商投资法律规定，绝大多数领域是完全对外资开放的，只在少数敏感领域对外商投资有股比限制，而这些要求也随着中国不断扩大开放逐渐减少。
在本次中德总理会晤中，李克强再次表示对开放市场的支持，许诺大门还会“继续打开”，并称在这一领域的一些摩擦和小问题“被媒体报道夸大”了。
中国方面不仅仅只是表态。今年4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联合印发的《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提出，将“完善内外资投资管理制度，有序放开合资企业股比限制”。正在修订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亦在汽车电子和新能源汽车电池、摩托车等领域外资拟放开入股比例的限制。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在自称对外国企业全面开放的德国市场，中国企业亦将面临投资限制。
2016年起,德国政府相关部门多次对来自中国的投资行为进行政治性干预，其中尤以美的收购库卡案为最。今年巴伐利亚州提出、德国联邦参议院正在讨论修改《联邦德国对外经济法》，拟收紧德国外资投资法规。
针对拟修改的《联邦德国对外经济法》，德国中国商会日前发布公告称，对“危害公共安全秩序和安全”这一定义的修改过于模糊和宽泛，其提出的“得到国家以战略目的补助的投资行为”、“超出市场价格的投资行为”等定义不清，在实际操作中很难提出确实证据，会赋予有关行政当局过多的自由裁量权，不符合有关行政比例原则，让在德国投资的外国企业面临德国政策的不透明和不确定性，增加外国企业在德投资的风险，进而影响外商投资德国的意愿，最终损害德国商业投资坏境。
巴伐利亚州投资促进局局长Dr. Wolfgang Hubschle表示，曾就该法修改事宜与中国商务部有过讨论，双方认为开放不仅对双边贸易，还对双向投资也很重要。目前双方朝着相互理解的角度发展，“双方在总原则上一致，竞争对于双方都是好事”。
裴永贵强调指出，中国政府只是倡议企业走出去，中国企业在德国的投资是企业自身基于市场判断和发展战略的自主行为，中国政府并未对企业的相关投资提供财政支持。
葛慕飞坦言，目前德国企业在中国的投资是中国企业在德国投资的五倍，因此他不赞同修改《对外经济法》。在他看来，中国企业来欧洲投资，他们会告诉这些企业，自己的利益在哪里。反过来，中国企业也要把自己的目标和利益清晰地表达出来，这样双方才能有效交流。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另一个困扰在于，驻德的中资银行子行化问题。所谓子行化是指，按照德国对银行的监管规定，外国银行允许设立分行，但按独立法人的子行监管，需要独立核算，不能使用总行的资本金和信用，从而限制了其在当地的业务开拓能力。
早在2014年10月，李克强总理访问德国时呼吁德方放松对中方银行的监管，以便中方银行在德国开展业务。2015年，首届中德高级别财金对话达成的21项共赢成果中，亦包括推动就中资银行在德分行子行化管理问题建立工作组。
不过，目前这一问题尚未有新的进展。一位驻德中资银行机构负责人表示，现在有越来越多中国企业来到德国，这些企业很难从德国当地金融机构获得融资支持，融资主要依靠驻德的中国金融机构，但中资驻德分行作为独立法人，需要在其资本金限度内开展业务，因此融资支持力度受到一定的限制。
尽管中德双方相互之间也有一些“不和谐之音”，但中德企业合作的步履并未停息。汉堡市政府国务秘书沃尔夫冈·施密特（Wolfgang Schmidt）表示，中德拥有很多共同的利益，阻挡全球化是不可能的。
贝诺·彭泽亦表示，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企业对欧美进行大规模并购时，德国公众也曾担心日本人会买空德国企业，但事实证明“但也只是一种担心而已”。李锋表示，其实相比而言，现在德国企业更愿意卖给中国企业，“认为中国是未来的声音盖过了负面的声音。”
虽然投资项目的数量和规模增长迅速，但中国企业在德投资仍处于初级阶段。“巴伐利亚州是外来投资的热土，但不是圣土。有的中国企业至今仍水土不服，有一些六七年才实现盈利。”裴永贵提醒，“所以要客观地看待德国投资热，做好充分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