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认为总体局面正在改善，但并没有缓和他们对于仍有可能遭遇灾难性经济事件的恐惧。这种不祥的预感阻挡了超强刺激措施，制约了人们的支出

文/罗伯特·希勒

自2007年－2009年的“大衰退”以来，世界主要央行将短期利率保持在近零水平。在美国，即使在美联储最近的升息动作之后，短期利率仍不到1%，而主要政府债券长期利率也处在类似水平上。此外，主要央行买入并持有巨量债务，对市场的支持也是创造了新纪录。

为何所有这些经济续命手段都是必须的，并且要维持如此之久？

如果说是大衰退导致了这一点的话，那是过于简化了。长期真实（经通胀调整的）利率在2007年-2009年并未触及低位。如果回顾过去35年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就会发现一个稳步下降的趋势，大衰退并没有特别反常之处。2009年衰退结束时的收益率为3.5%，而现在略高于2%。

真实利率基本也是如此。大衰退期间，十年期通胀保护国债（TIPS）收益率一度达到近3%，而在衰退终点时为近2%。此后，十年期TIPS收益率基本上呈现下跌并保持低位的走势，2017年5月的水平为0.5%。

人们愿意把自己的钱以如此低的利率锁定十年，这一事实表明悲观的趋势由来已久，一个体现就是最近热门起来的术语“长期停滞”，即经济持续保持疲软状态。2013年11月，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在IMF的演讲中使用了这个词，随后，《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沿用了该词，此后它就成了一个热词。

尽管长期停滞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五年后成了一种模因，但这个术语本身的历史要悠久得多。它第一次出现是在哈佛大学经济学家阿尔文·汉森1938年12月的讲话中。

汉森说，“长期停滞的本质”是“无力的复苏在襁褓时期就夭折，而萧条得以自我维持，形成了一个坚硬的、几乎不可克服的失业之核”。在汉森的讲话中，他预期美国经济的停滞将无限期地持续下去。

彼时，始于1929年股市崩盘的大萧条正进入第十个年头，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打响。直到1939年“二战”开始后，停滞才宣告结束。

汉森的大萧条时期长期停滞论是基于对美国出生率的观察。20世纪30年代，美国出生率反常地低，而此前在20年代末已出现大幅下降。汉森推断，更低的出生率使得停滞永久化，因为人们不需要在孩子身上花这么多钱，也觉得不必为未来进行那么多投资。事实上，据世界银行统计，全球平均出生率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也有所下降，但低生育率并不是危机的结果，因为出生率稳步下跌的趋势已持续大半个世纪。

另一个解释是，2008年危机长期萦绕在我们的脑海中，尽管消费者信心指标稳中有进，金融市场波动也相对较低，但人们非常害怕“黑天鹅”事件随时会发生。

我更关注人们对技术迅速进步的焦虑。技术的迅速进步可能最终取代大部分工作岗位，造成巨大的经济不平等。人们可能更加不愿意在今天花钱，因为他们对于长期饭碗形成了一种模糊的恐惧——这种恐惧在他们回答消费者信心调查问卷时未必会涌上心头。果真如此的话，他们可能更加需要低利率来刺激他们支出。

危机后好消息的接踵而至，可能带来了温和的乐观，而没有真正消除未来爆发新危机的恐惧。接着，政客和媒体用愉快的叙事助推了这一乐观，让普罗大众无从梳理或确认。

自2012年前后以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屡创新高。但在大萧条期间也反复发生过同样的事情：新闻媒体不断报道一项又一项经济指标创出新高。这些愉快的报道可能让人们有了一些希望，认为总体局面正在改善，但并没有缓和他们对于仍有可能遭遇灾难性经济事件的恐惧。这种不祥的预感阻挡了超强刺激措施，制约了人们的支出。叙事心理学教导我们，这并不矛盾：人们可以同时接受类似和矛盾的叙事。当人们想象灾难情景时，决策者必须据此行动。

（编辑：许瑶）

作者为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