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筑砌越来越高的入学门槛，直接导致数以万计的“回流学生”出现——他们在大城市出生、成长，只因父母没有户口而不得不返乡求学

文/本刊记者 尹岳 张倩实习生 韦柳坤编辑/朱弢

河南省固始县的老司机们都知道，在午饭和晚饭时段，要坚决避开县城的主干道王审知大道。在这条路上，慈济高级中学与永和高级中学相邻而居，上下学的约2万名学生，加上接送学生的家长将会令交通长时间中断。

对于高三学生桂先华来说，在高考之前没有了假日的概念，考试、自习、上课，时间表精细到分钟。晚上10点多下了晚自习，穿过幽暗曲折的小路，走进一个院落二楼的出租屋——由于父母仍在北京工作，他只能独自租住在这里，简单的洗漱后，他又摊开了数学练习册。

仅仅慈济高中和永和高中，今年参加高考的学生接近6000人。其中大约三分之一，是和桂先华一样从北京“回流”的学生。

这一轮“回流潮”的起点可溯至三四年前。2014年3月16日，《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发布，要求“严格控制城区人口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规模”。随后，北京市表示要“痛下决心遏制北京人口无序快速增长”，出台以业控人、以房管人、以证管人等多项举措，其中教育控人为重要一环。而上海于2013年也开始实行积分入学、入户办法，改变了多年来对于流动儿童入学的宽松政策。

大城市筑砌越来越高的入学门槛，直接催生数万名像桂先华这样的“回流学生”——他们在大城市出生、成长，只因父母没有当地户口而不得不返乡求学。

回流的孩子们

他们虽然仍被称为流动儿童，但从未在农村生活过。

固始县位于河南东南部，豫皖两省交界处，北临淮河，南依大别山，人口174万，是河南第一人口大县和农业大县。这里具有悠久的外出务工传统，固始人南上北下，甚至跨海越洋，走遍天下，成为著名的“唐人故里、闽台祖地”。

目前，固始县仍有多达60万人在外地务工，超过户籍人口的三分之一，是典型的劳务大县。

慈济高中高三31班学生桂先华的父母都是固始县人，上世纪就到北京打工。待到桂先华出生时，父母在丰台区开了一家酒水饮料的批发商店，经济情况开始好起来。他的同班同学刘晓娜的父母则是在北京从事回收废品工作。回收废品是固始人外出务工最普遍的一种职业，据说，北京市的废品回收业务几乎都由固始人包揽。

与他们的父母北上不同，孟玉的父母出门务工选择的是南下。母亲刘云18岁就出门打工，先到无锡，后去温州，在服装厂做衣服，认识了同为固始人的丈夫，1999年回乡结婚、生女，一年后把女儿留在家里，再去温州打工。2002年，刘云随丈夫在南京开了一家五金建材商店，经济有了起色、生活开始安定，这才把女儿孟玉接到身边。

双闸幼儿园、双闸中心小学、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南京一中，孟玉成长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南京，熟悉的小伙伴也大多在南京，但她很小就明确地知道，自己不是南京人。她的弟弟、2006年出生在南京的孟玮豪，对比大城市南京和家乡固始，同样说更喜欢家乡，因为“亲切”。

但对桂先华来说，家乡固始只是人生中一段无法躲避的经历，在这里短暂停留和蓄势后，他的未来仍将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

高一年级的代远（化名）在北京出生，因为刚刚回到家乡才一年多，他的口音仍然带着浓厚的京腔，不太听得懂亲戚的固始话。他的母亲朱慧（化名）说，北京啥都好，“就是老拆迁，刚熟悉一块又拆，刚熟悉一块又拆”，他们只能频频搬家。朝阳区洼里乡、昌平区马连店、昌平区东小口……夫妻俩带着儿子四处奔波。代远的父亲先开肉铺，后来承包拆迁工程，收入比较稳定。英华幼儿园、霍营中心小学、回龙观中学，一路学上过来，甚至给代远一种自己是北京孩子的错觉。至今，他口里的“本地”指的是北京，而“外地”指的是老家固始。

相比较而言，刘晓娜和胡静涵觉得，北京只是个遥远的记忆和未来的梦想。

刘晓娜小学四年级被父母接到身边，后进入丰台区黄土岗小学就读，小学没上完就又被送回了家乡。她记得，北京有少年宫，还有很多好地方坐公交车就可以到，回到家乡后几乎无处可去，“后来发现县图书馆可以看书，就常去”。去年夏天，她和表姐一起去北京，参观了人民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校园。她说，会努力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

胡静涵清晰记得她为什么离开北京。在北京上幼儿园，然后是小武基试验小学。每天有眼保健操、课间操，还有体育、音乐、美术等兴趣课。但这一切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戛然而止，她就读的学校被拆掉了，只好回到家乡跟着爷爷奶奶。住土坯房，上学要走半个小时的泥路……她说，她想念父母，想到他们身边。但她也理解父母：“没办法，父母不可能为了你上学搬家、换工作，学费也高，家庭承担不起。”

有学者统计，过去20年来，北京市的小学数量和教师数量一直在缩减。1995年至2012年，北京的小学数量从2867所下降到1081所，减少62％，专职小学教师减少24％。2003年至2012年，北京的初中数量从434所下降到341所，缩减21％，初中教师则减少41％。

学校数量的持续缩减与教育控人的双重作用之下，越来越多的流动儿童离开北京。

据北京市教委统计，2014年北京市“幼升小”获得入学资格的非京籍儿童为5.69万人，相较前一年减少1.8万人；小学阶段非京籍学生招生人数约为5.52万人，较前一年减少了1.9万人；初中阶段非京籍学生招生人数约为3.7万人，较上年减少了4058人。

2015年这一政策继续收紧，北京各区县“五证”的要求在3月-5月陆续公布，要求必须在本区就业、连续社保缴纳证明、租房完税证明、限定暂住证起始时间的措施扩展到了大多数区县。

与此同时，流动人口的规模仍持续增加。

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的数据，2014年末的全国流动人口达到2.53亿人，预计2020年将增加到2.91亿人。其中，农业转移人口约2.2亿人，由于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具有强大的吸纳能力，流动人口向这些城市聚集的趋势依然明显。

不过，现今流动人口的流动性在开始减弱，正在成为流入地城市稳定的就业者和居住者，呈现出举家迁移的特点。21世纪教育研究院研究员秦红宇表示，相应地，在现居住地出生的流动人口比例不断上升，2010年为35％，2013年达到58％。他们虽然仍被称为流动儿童，但从未在农村生活过。

大城市的美好与阴影

直到“小升初”之前，代远的生活轨迹与身边的北京同学并没有什么不同

星期六或星期天，代远会上网跟北京的初中同学联网玩几局英雄联盟游戏。他说，每周只玩两个小时。除了游戏，他还与北京同学通过QQ联络，在聊天中他告诉同学，自己要考回北京。

北京，是代远口中的“本地”。在英华幼儿园滑滑梯、攀岩、爬绳，都是美好的回忆。在霍营中心小学，每个年级5个班，每个班35名学生，大家一起学习、一起玩耍。像北京的家长一样，母亲朱慧给代远报了好几门课的校外辅导班，包括剑桥英语、朗诵、表演、作文，小学三年级报了小提琴班。代远说，他对小提琴没有一点爱好，纯粹是为了中考和高考艺术加分，但仍然学得很好。

直到“小升初”之前，代远的生活轨迹与身边的北京同学并没有什么不同。2014年，北京对于“小升初”开始实行严格的就近入学政策，户籍成为升学中的最重要因素。这时，有北京籍的同学开始说：“你们是外地户口，回老家吧。”代远茫然四顾，发现自己并不孤单，每个班有约一半的非京籍学生。他们这时才明白，自己与北京孩子并不一样。

朱慧已经开始规划带儿子回乡读书了，代远抓住最后的机会，靠自己的努力考入回龙观中学。从初中一年级开始，代远的学习成绩成为班级前几名，因为喜欢做化学实验，他申请成为班里的化学课代表。

回乡的阴影一直存在。看到北京籍的同学上学车接车送，代远也有失落。他提着装满书的沉重背包、背着住宿用品，甚至拿着小提琴挤公共汽车上学时也想过：“如果我是北京的孩子，该多好啊。”

桂先华在北京上的是丰台区第六小学，后考入了丰台区实验学校的实验班。他的学习成绩一直非常优异，初中一共五次大考，他在全年级四次排名第一、一次排名第二。学校组织的春游秋游去颐和园、香山、博物馆、天安门；每个月有科学节或艺术节等活动；因为身材高大，他还参加了校田径队练习长跑，令他烦恼的是，自己总是只能跑到第二名。

大约在初三时，桂先华听说北京市政府出台政策，所有“借读”的外地学生不能报考普通高中，只能上职业高中。

桂先华听说的政策确有其事。2013年1月，北京市教委、公安局、发改委、人社局四部门联合发布文件，从文件名称——《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京参加升学考试工作方案》来看，这一政策覆盖目标正是像桂先华这样的外地学生。

文件对想在北京参加中考的外地学生做出一系列限定。自2013年起，外地学生的父母必须拥有合法稳定住所和合法稳定职业满三年、在京连续缴纳社保满三年，学生本人则应有北京学籍且已在京连续就读三年初中，满足这些条件者，可以参加北京市中等职业学校的考试录取。

文件同时规定，自2014年起，在父母具备六年合法稳定住所、合法稳定职业、连续缴纳社保，同时随迁子女具有北京学籍且已在京连续就读三年高中的，可以在北京参加高等职业学校的考试录取。学生从高等职业学校毕业后，可以参加优秀应届毕业生升入本科阶段学习的推荐与考试录取。

根据当时北京市教委的解释，政策并非关闭了非京籍学生的升学通道，反而是为他们打开了一条通过高等职业学校进入大学的门。

但对桂先华来说，这扇门太窄了，一心想上好高中、考好大学的他和父母商量，只有回家乡读高中。

政策的逐步收紧关闭了多条非京籍学生的升学通道，对于这一通过“教育控人”以更好地规划大城市的发展策略，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研究所副研究员宋映泉说：“城市发展的优先权不应高于公众受教育的权利，生命的价值远远高于城市的发展。”

一头扎入应试教育

“北京学生靠智慧，外地学生靠勤奋。”

初三下学期，桂先华独自回到家乡。在亲戚家住了半年，考入固始县最好的高中慈济高中，并进入实验班。

像桂先华这样的“回流学生”，如代远等人，大部分也像他一样在初中阶段就回到家乡，按照政策，如果不在本地参加初中毕业会考，就无法获得本地的高中学籍。

代远的表姐朱佳佳（化名）目前是慈济高中高二学生，因为在北京取得了初中毕业证才回乡读高中，未能获得学籍，将来只能以“社会青年”的身份参加高考。

考上慈济高中，是固始很多“回流学生”通过高考重返大城市的机会。

从成立于1956年的固始县第一初级中学，到招收高中班的固始县第一中学，再到1958年成为固始县高级中学，因2001年迁址新建时台湾慈善慈济基金会无偿捐助1100万元，更名为河南省固始慈济高级中学，它一直是当地最好的学校，当地人习惯称其为“固高”或“慈济高中”。

“现在，学校本部有9000多名学生，加上沙河铺乡分校的1000多人，在校生超过万人。”慈济高中高三语文教研组组长张广林介绍，本届高三年级一共36个班，2个“火箭班”每班约40名学生，10个“实验班”每班约80名学生，24个普通班学生人数还要更多。

代远等“回流学生”对家乡学校最大的不适就是每个班的学生多达90名至100名，“坐最后一排根本就看不到”。所有“回流学生”都怀念北京上学时不超过40人的小班授课。

张广林说，近年来，学校的硬件设施和师资力量都有长足的进步，但确实跟不上学生数量的急剧增长，不能和北京等教育力量雄厚的大城市比。

在北京获得小提琴十级证书的代远，虽然将小提琴带回了故乡，但一次都没有演奏过，现在琴盒上已经落了一层灰尘。

在南京，孟玉小学时学过吹奏葫芦丝，初中时学过竖笛演奏，回乡后“什么都没继续了”。故乡的学校开设的课程仅限于高考科目，没有书法、羽毛球、学英语等“放松课”，曾经养成的晨跑、课间跑、晚饭后慢跑的锻炼习惯彻底丢弃，每天、每时、每刻都是学习。代远最喜欢的化学实验，回乡后没有做过一次，不但实验现象需要背，连实验步骤和操作过程，也是靠硬背下来。

代远说，他知道学校的一些“学霸”从来没有接触过电脑，连QQ是什么都不知道，但高二有计算机考试，“他们连OFEICE模板上的选项都靠背”。“北京学生靠智慧，外地学生靠勤奋。”这是多名“回流学生”共同的认识。

张广林也承认，学生们从大城市回乡，一方面需要重新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如大城市到小县城的落差，如父母子女的分离，另一方面确实面临着素质教育到应试教育的转换。但他认为，在高考竞争压力极大的河南省，农村孩子想走进或重返大城市，应试教育是无奈但最有效的一条路。

在宋映泉看来，城市的教学质量远高于农村及一些郊县地区，随迁子女如果有机会在大城市接受教育，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国民素质和国家人力资源的质量。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陆铭在研究中发现，一个人的教育水平提高不仅提高了自己的私人收入，还在与其他人的社会互动中产生知识的外溢性，从而产生社会回报，即一个人能够从其他人的教育水平提高中获得收益，包括收入提高、犯罪率下降和生活质量改善。

“被迫‘回流’，难以达到上述效果，从长远来看是国家和社会惨重损失。”宋映泉说。

与命运博弈

非京籍学生的入学政策仍在收紧，这些孩子在北京上学的难度会越来越大

慈济高中，加上旁边的私立永和高中和其他高中，固始县2017年将有约1.2万-1.3万名高三学生参加高考。

所有学生中，约三分之一为父母在外打工经商的留守儿童，另约三分之一为有大城市上学经历的“回流学生”。

从大城市回来的孩子，综合素质和文明礼仪方面明显比其他孩子突出，但在学习方面面临着教育理念转换的问题，少数学生因为不适应新的学习环境，出现成绩落后甚至心理障碍，张广林说，绝大多数学生经过一段时间后会适应，还有一些可以发挥优势。如刘晓娜，在学校组织的演讲活动中挥洒自如，演讲技巧和对观众的感染力，显然不是其他同学能比的，这与她的经历有关系。

而桂先华，不仅是同学口中的“学霸”，在老师眼里，他眼界开阔有见识、思考有深度，不但学习好，在学校办报刊和假期社会实践方面，都明显比其他学生更有想法且有操作能力。从初三独自回乡住亲戚家考高中，到高一高二住校，再到高三为了自己主导作息时间在学校对面的曹坊街租民房居住，都是自己规划和操作，父母甚至没有回来看过他。

不过，更多孩子的父母不放心让儿女独自回乡上学。

朱慧原本在北京的修正药业公司上班，2015年底辞去工作陪儿子回乡。在曹坊街以年租金6000元的价格租了一套120平方米的房子，安置下儿子代远和侄女朱佳佳，装修、买家电家具花费约六七万元，开始过起了全职母亲的生活。

慈济高中的作息时间表为：上午6时50分上早自习开始一天的学习时间，中午11时40分下课，下午14时20分上课，17时35分晚餐，晚自习为18时50分至21时50分。每周休息一天。这也成为了朱慧的生活日程表。

因为有大量空闲时间，朱慧曾在附近的小超市找了份收银的工作，但上了十多天班后，发现难以保证每天中午给儿子做饭，就辞工了。

刘云陪女儿孟玉回乡读书已经四年。从固始县外国语学校到慈济高中，女儿即将高考，但儿子孟玮豪又回来了，开始上小学三年级。刘云目前是县城一家宾馆的经理，但她说，等女儿下个月高考完，就带着儿子回南京和丈夫团聚——这种夫妻两地分居、儿女四散流离的日子太苦了。

至于儿子将来考大学的问题，刘云说：“将来的户籍制度会松动些吧？”

对于家长的这一期待，多位教育领域的学者均表示，因涉及到城市整体规划，非京籍学生的入学政策近期仍在逐步收紧，以后这些孩子在大城市上学的难度会越来越大。继续“回流”将是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

“回流”整体而言，对这些孩子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宋映泉与团队对北京市10个区县50所打工子弟学校1866名初中二年级学生连续五年的跟踪调查数据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研究。

分析发现，这个群体“初中后”教育成就整体不高。高中（含职业高中）阶段升学率不足40％；大学升学率不足6％。在高中阶段，入读职业高中的比例高于普通高中。在大学阶段，有近一半的学生入读独立学院和高职院校。而且，这一群体的就业水平和就业质量不高，就业者中有三分之二在低端服务业，平均月薪为2500元-3500元；10％左右以自我雇用的方式就业；有13％-21％的人处于无业状态。

此外，这一群体中大多数仍然留在北京。上大学者中有近三成在北京；在就业或者无业者中，超过四分之三的人留在了北京。

由于固始县是贫困县，慈济高中拥有高校专项计划招生名额，孟玉报考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刘云说，她不喜欢河南，希望女儿能走出去。

桂先华对自己的未来规划了一个梯队：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山大学。他说，他选的是大学，更选的是城市，北京、上海、广州，这三个中国最重要的城市他都想去看看。6月8日高考结束后，桂先华心情平静，他准备在固始和同学玩几天，然后就回北京，父母正在家里等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