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文人眼里，六朝从来都是一个教训，但对杜牧来说，六朝却是一个值得追忆的梦，一种颓废之美

文/景凯旋

明高棅将唐诗分为初、盛、中、晚四期，前三期都有政治史作为划分的标准，如唐朝建立、开元天宝、安史之乱等，只有中、晚期之间的划分较为模糊。事实上，经历了短暂的元和中兴以后，穆宗初期，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等现象已成痼疾，因此将公元820年作为唐诗中、晚期的分界，是可以成立的。

元和时期的一些著名诗人仍在创作，而一些年轻诗人已经崭露头角，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更加不能确定的晚唐时代，诗坛弥漫着疲惫与回瞻的情绪。代表诗人就有杜牧，当他凭吊洛阳汉魏古城时，曾写下“锢党岂能留汉鼎，清谈空解识胡儿”的诗句，意谓东汉的李膺、西晋的王衍都曾洞悉时事危艰，但士大夫的清谈从来都无力挽回国运。

杜牧出身显贵，祖父是三朝名相杜佑，他自小就有经世之志，23岁时即写出《阿房宫赋》，表现出过人的见识。他没有像祖父及父亲那样通过门荫进入仕途，而是接连通过进士试和制举，先为洪州、宣州观察使沈传师的幕僚，后又任职淮南节度使牛僧孺幕府。做幕僚是中晚唐士人及第后的主要选择，京官已不如从前那样吸引士人了。

安史之乱后，王朝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扬州、益州成为当时最繁华富庶的两个都市，元和时就有“扬一益二”之称。在扬州两年，杜牧多出入青楼酒馆，纵情声色。他后来在黄州刺史任上所作《遣怀》：“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便是对这一时期的回忆。

这首诗或许表现了诗人的反躬自嘲，或许抒发了诗人的牢骚不平，不过杜牧一生放浪形骸却是事实。据说，杜牧在扬州时常常夜出寻欢，牛僧孺派小卒暗中保护，当他取笑其行为时，杜牧开始还想掩饰，于是牛僧孺拿出小卒的密报，详细汇报了他的冶游行踪。这件轶事未必属实，但杜牧一定乐意自己拥有风流的名声，这是构成中晚唐士人名望的一个条件。

例如，杜牧写扬州的生活：“喧阗醉年少，半脱紫茸裘”，“纤腰间长袖，玉佩杂繁缨”，表现的是豪奢放荡的贵公子形象，其中提到隋炀帝的事迹，已经没有《阿房宫赋》那种道德谴责的意味，而是透着一种怀古的情绪。这样的诗令人想起六朝、初唐的宫体诗，但发生故事的处所已不是宫廷，而是民间。

美女从来都是繁华易逝的象征，就像那首著名的《赠别》：“娉娉袅袅十三馀，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而无论杜牧的《张好好诗》，还是《杜秋娘诗》，都让人想到从前白居易的《琵琶行》——在命途多舛方面，士人与商女是很容易发生共鸣的。

杜秋娘曾是镇海节度使李锜的侍妾，李锜谋反遭诛，杜秋娘被籍入宫，曾受到宪宗的宠幸，后来做了穆宗皇子的保姆，皇子被废后，杜秋娘被遣回故乡润州，穷困潦倒。大和七年（833年），杜牧由宣州去扬州公干，途经润州，听了她的身世，想起历史上许多男男女女的命运，不禁发出“女子固不定，士林亦难期”的感叹。

商女的悲伤只是限于个人，士人却深谙历代兴亡之事，于是就有了著名的《泊秦淮》：“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当年陈后主作《玉树后庭花》曲，溺于声色，终至亡国。今人多称此诗是感慨国势日微，而封建统治者却日日醉生梦死，但如果联想到杜牧对汉晋消亡的看法，更合理的解释是，他也是混迹欢场的一个普通人，对王朝式微已无多少悲伤。

往昔的繁华不再，反而给杜牧带来美感，尽管他反对佛教，认为梁武帝“至国灭饿死不闻悟”，赞成唐武宗毁佛，但他对王朝已自顾无能，不足为世用，多次要求外放江南，“欲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在他的回瞻中，正是梁武帝佞佛留下了江南的形胜：“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在唐代文人眼里，六朝从来都是一个教训，但对杜牧来说，六朝却是一个值得追忆的梦，一种颓废之美。

杜牧的五古、七律都很好，但他最负盛名的形式是七绝。他在语言上尤其擅长组织四字句，构成幽美的意境。读他的诗，人们难以忘怀一骑红尘、千里莺啼。这是语言的升华，诗人最终在诗的语言中寻找到存在的家园。

（作者为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