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之后，接受亚洲称谓，并喊出亚洲主义的日本，无疑是在西方文明的框架下重塑自身和他者的关系。中日关系是亚洲主义论述的核心，但事实是两国关系的近代转型始终以竞争和冲突为主。在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中，与所谓亚洲主义最为直接相关的乃是日本“大东亚共荣”的侵略思想。不过，亚洲主义并非此单一面向，其本身的流变充满着复杂性。狭间直树所著《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一书向读者展示了侵略主义之前具有多种可能性的亚洲主义。

狭间教授将日本从1880年至1945年共65年历史的亚洲主义分为三个时期：早期的国家关系基本平等；中期变为在列强协调框架下，以日本的优势为轴心；晚期则是将日本推向顶峰，一味追求日本的利益（就这一点来说已经丧失了亚洲主义的本质）。狭间教授此书的使命在于尽力发掘早期亚洲主义被埋没的历史，并从史学角度进行考察，把握亚洲主义所具有的各种可能性。

作者对从1878年曾根俊虎创立振亚会，到1898年东亚同文会成立20年间共9个组织所主张的亚洲主义予以系统考察，发掘了其中对亚洲各国尤其中日两国平等关系的论述。可以看到曾根俊虎对中日两国“同心协力，兴亡相辅”的呼吁，以及在此“同文同种”基础上的共同体想象。此等早期亚洲主义也得到了中国人的响应，时任驻日公使何如璋就认为非中日合力“不足以御外侮”。狭间教授对早期亚洲主义中基于平等关系之亚洲共同体构建的发掘是本书最大的贡献，但将这一时期亚洲主义之下的中日关系主张视为“基本平等”也是最易招致争议的地方。

亚洲主义自然是以亚洲为本位、以欧美为对手方而展开，但亚洲究竟是谁的亚洲——全体亚洲国家的亚洲，还是某一国或几国主宰的亚洲，却始终是问题的关键。

狭间教授此书揭示了明治时期亚洲主义的最初形态，这可能也是中日两国对亚洲最具有共识的时代。但是，日本早期的基于平等国家关系的亚洲主义更多是一种思想观念。我们不否认倡导者曾根俊虎等的真诚，但也要看到在实践层面这种国家平等关系诉求的节节败退。1879年日本在琉球废藩设县，何如璋对日抗议，要求琉球恢复对华朝贡。此事历经交涉而无效，最后通过甲午战争使得“一切得到现实性解决”，留给中国人的不是共同体认同而是屈辱。兴亚会等亚洲主义言论诚然动人，但不足以改变日本当局的“膨胀主义”。

早期亚洲主义与日本的膨胀主义究竟是何种关系，这决定其国家平等论述的忠诚度与可能性。毫无疑问，早期亚洲主义与日本的膨胀主义是相伴而生的。对此，狭间教授倾向认为“膨胀主义是亚洲主义的一个侧面”，而学界尤其中国学界则更多认为是在日本的“膨胀主义中诞生了亚洲主义”。孰是孰非，此处姑且不论，但从历史角度而言亚洲主义平等诉求的步步失落，与日本膨胀主义的不断加剧亦步亦趋则为事实。

实现国家之自由平等是近代中国的基本诉求，在这一点上日本首倡的亚洲主义曾给国人以希望，但却以彻底的失望告终。孙中山先生对亚洲主义的态度是为典型。孙中山先生与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者多有交往。1924年11月，他在神户由日本人命题的演讲“大亚洲主义”中就指出，“大亚洲主义，是以王道为基础”，“为被压迫的民族打不平”，并由此正告日本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还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显然，在近代化路上先行一步的日本从自我膨胀到侵略主义，彻底让国人如孙中山失望了。

从今人后见之明的角度讲，亚洲尤其东亚国家之间地缘和历史文化上的“连带”关系如不能与“非平等”的国家关系脱钩，所谓“亚洲主义”只能是想象乃至以强凌弱的托词。简言之，狭间教授所着重强调的早期亚洲主义是一种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其中的经验和教训都集中在亚洲共同体构建中国家平等关系的至关重要性。从历史的角度看，近代东亚历史上最初追求平等的亚洲主义，留下的不是美好的现实而只是展望未来时的希望。

（作者为历史学博士，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历史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