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这种对尊严与荣誉的极度珍惜，及其所导致的壮怀激烈，让史诗的悲情沐浴在人文的光照之中：悲而不卑，苦而不怨，哀慧同调

文/胡继华

公元前8世纪有一场伟大的文化复兴，而荷马时代就是一个文化盛世。这场文化复兴，这个文化盛世，养育了绝顶的诗才，纯朴的诗风。荷马及其门徒，携带着竖琴，流浪在爱琴海滨，边走边唱，歌颂诸神的喜怒哀乐，传流英雄的伟业丰功，吟哦普通人的离合悲欢。即便在今天，这些诗句也依然在御风飞翔。

去古不远的史家修昔底德在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记述了荷马诗篇最初的飞翔。他说，远古时代爱奥尼亚人及其邻邦五年一次在提洛岛上举行盛大赛会，人们扶老携幼举家赴会，在那里以拳格斗，载歌载舞。赛会功成，告别时分，爱奥尼亚人对提洛岛上的少女们唱道：“请告诉我，所有流浪歌手中，谁的歌声最为甜美？”他自问自答，并嘱咐这些美丽的少女们：“你们一定要用优雅的言辞，众口同声地答道：住在基俄斯石岛上的盲人歌手。”关于诗人的祖居，修昔底德的说法仅仅聊备一格。在公元前5世纪，相传荷马有七个诞生地，其中能让人接受的，是基俄斯、士麦那和柯洛丰。

1799年，德国诗人席勒推荐出版其朋友荷尔德林的艺术教化小说《许佩里翁或希腊的隐士》。荷尔德林，这位“贫乏时代的诗人”，其所作所为就在于以浪漫诗心浸润古代希腊，将虚构的幻美升华在苍白的现代时空。诗中主人公对自己的岛屿感到厌倦，漫游到麦士纳，意欲“学习海和战争的艺术”。在欣喜的夜色中，他来到湄乐河岸的长青树下，在荷马的诞生地采集祭奠的鲜花，抛撒到神圣的流水中。诗人觉得，自己浪游过的大地犹如海洋，而青春充满了生命的快乐。

不错，青春及其血性，就是《伊利亚特》的模特儿，而且自此以往就以诗性的方式潜藏在欧洲人甚至全人类的想象中。荷马所描写的青春，是嗜血、尚武、好战、强权的代名词，读来好像就是一首赞美杀戮的赞歌，将荣耀与正义拱手献给了暴力。

通读全诗，切切实实地有刀架脖子的感觉，耳畔是永恒酷战的喧嚣。诗人在开篇向女神祈祷，呼吁她怜恤人间无数的苦难、无数抛尸荒野的战士及其健壮的英魂。特洛伊人第一次出城，一眼望去，惟见平原上突兀的山岗上“远眺的阿玛宗人米里涅的坟墓”。仅次于阿基琉斯的希腊名将狄奥墨得斯，嗜血几近疯狂，厮杀于沙场却有如闲庭信步。他驾着战车，尽情显示自己的荣耀，在特洛伊战阵中横冲直闯，所碰见的人，惟有死路，甚至连美神与战神也成为他手下败将。

在狂暴的厮杀之中，狄奥墨得斯面对特洛伊年轻战士格劳科斯。当然，后者难免成为其枪下冤魂。然而，在杀死对手之前，狄奥墨得斯却问起了对手的身世。拒绝满足这种对于荣耀的期待，格劳科斯却言说了生死的意义：“人生犹如树叶枯荣，秋谢春发，人类也是一代出生，一代凋零。”这几句柔美之诗，给予血腥战场一丝脆弱的绿意。

在格劳科斯说出这句哲理的一瞬间，个体抒情上升到了史诗的境界，而民族史诗赋得了个体的意识。这个瞬间，可谓《伊利亚特》的诗眼，一种荷马式伦理寓涵其间，甚至以荷马式的明喻道出了自然正义。

这种伦理是悲怨的，因而沉郁无比，一种希腊悲剧精神涌动其中。荷马明白，生命脆弱，爱即伤残，苦难与人如影随形，因而必须视死如归。“人啊人，最好是不要出生！”希腊悲剧诗人如是说。但是，待到一年芳草满平原，山岗上羊群如雪，骏马奔驰，牧人悠闲不忍归。如此年华如此景，显然要比战场屠戮、杀男霸女、满船金银财宝而归更值得我们渴望，更值得诗人讴歌。

然而，3000年后我们阅读史诗，俯视过往乃是肆心，这种肆心极端愚蠢。当理所当然地以为自己占有了一切据传美善的知识，我们就仍然蒙昧，彻底无知。《伊利亚特》第十七卷中，埃阿斯吁请宙斯在光天化日之下杀死他们，悲壮地道出了荷马式伦理的朴质与崇高。荷马知道，埃阿斯也知道，活着就必须拼搏，即便战死沙场，也要太阳作证，清楚明白。正是这种对尊严与荣誉的极度珍惜，及其所导致的壮怀激烈，让史诗的悲情沐浴在人文的光照之中：悲而不卑，苦而不怨，哀慧同调。将苦难与悲情升华在“眼见的晴空”，就是“神圣荷马”的神圣旨意。

（作者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