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原名誉会长，2017年8月14日逝世，享年98岁

文/徐庆全

2017年8月14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原名誉会长安志文驾鹤西去，享年98岁。

安志文虽然在中共党内资历很高，但大半辈子从事着类似于最高决策层智囊的工作，只在幕后，不在前台，算不上社会公众人物。如其友人所称赞，安志文始终是中国改革的践行者、思考者、守望者。因此，他的去世还是在自媒体圈引起了相当程度的热议。

安志文毕生所追求的目标，以及他在改革开放历史中的所作所为，就是为了完成对人民的承诺。这承诺是什么？简单地说，就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这也是“文革”过后，以邓小平为首的一大批有着理想信念的共产党员痛定思痛后的共同追求。

没有人会把“经济学家”这样的头衔加在安志文头上，但他参与主持的体改委，却网罗了当年各种学派的经济学家，一起为国家的改革大业献计献策。如果安志文对国家改革的走向没有一个宏观总体的把握，是难以做到的。

在中共党内，安志文属于土生土长的知识分子。与洋派知识分子相比，他更能深刻体会中国社会的状况，更能把实践看得比理论重要。

1936年，安志文在陕西西安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1937年2月进入延安抗大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戎马倥偬的岁月，抗大不能算是正规的专业院校，却为中共培养了一批知识分子。抗大毕业后，安志文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宣传部巡视员、中共绥德地委秘书长。1944年，安志文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的秘书，后曾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正式进入东北局的智囊班子。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职于国家计委和国家建委，逐步进入中共中央的智囊班子。

1982年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成立，安志文曾任副主任、党组书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安志文在新中国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尤其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作用，不言自明。

安志文曾经不止一次对来访者说过，自己作为一名经济工作者，一辈子只干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情是老老实实地学习计划经济；第二件事情是老老实实地学习改变计划经济。如果对改革开放的历史稍稍有所了解就会知道，安志文后半辈子的工作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

改革，从根本上来说，改的是意识形态。在计划经济“根红苗正”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下，提一句“市场调节”还要加上“以计划经济为主”的“红帽子”，“市场经济”这个资本主义的概念不能提，只好以“商品经济”来折冲。改革的道路，可以说是披荆斩棘、筚路蓝缕。在改革行程中，安志文一路上不折不挠。

回忆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决策过程及背景，安志文曾经总结说：“实际上，真正影响很大的改革，都是人民群众自己创造出来的。中央只是在改革方案中提出一些原则，指出改革的基本方向，尊重群众的创造，允许群众的创造，由下边试、下边闯、下边探索，这就是在改革初始阶段走出的一条路。”

这是安志文作为中枢决策机构布局方案设计者的最好自白。作为给改革设计布局方案的人，安志文重视的是实践而非墨守原有的理论。这和以邓小平为首的改革者是一致的，邓小平的“不争论”，就是告诫全党要重视实践。

安志文似乎没有回忆录问世，只有零星的访谈。即使是访谈，也难以看清他的身影。这与他一生低调行事有关。

周恩来总理对他曾经有过一个评价：“基本守法户”，是对他在高岗身边工作时的评语。观安志文一生，这个评语也可作为他一生的写照。从本质上来说，安志文是个书生，他一辈子在做从实际出发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事情，因而对官场那些常态化的东西视而不见，对与他研究无关的事情也视而不见，他也不会在种种环境下腾挪躲移。

在高岗饶漱石事件出现后，党内清理所谓的“追随者”，他安然无恙；在90年代初经济发展出现逆向，甚至在追问“姓资姓社”的争论中，他也安然无恙，在90年代经济改革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因此，他的名字很少出现在正本党史里。

书生报国，其术虽柔，其志却坚。对于安志文来说，其志是什么？他有阐述：“改革的目的是要促进经济的发展，发展的目的是让老百姓得到实惠。目的是检验改革成败的标准，必须使老百姓得到实惠……”这是他去世后人们怀念他的理由！

（作者为当代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