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和结果的不平等，助长了群众不满和政治极化，这一不平等是实实在在的，被忽视多年之后，它们终于得到了应有的关注。更加一致地关注社会凝聚力不会很快带来结果

文/迈克尔·斯宾塞

作者为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最近占据我脑海的一个重要谜题是，在大量发生政治瘫痪的情况下，为何经济和金融市场表现仍然相对强势。如今，世界主要经济体正在经历稳定复苏，尽管时不时会发生反复。诚然，经济表现远远没有达到充分释放潜力的程度：根据立足点的不同，你可以看到产出缺口、过度举债、脆弱的资产负债表、投资不足和长期非债务责任资金缺口等现象。但金融市场没有表现出任何躁动迹象，即便货币刺激正在逐渐退出。

与此同时，政治环境似乎在恶化。极化不断加剧，部分原因在于越来越多人反对全球化及其导致的不平衡增长模式。比如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报告显示，一国的两派之间不仅意见完全相左，并且相互之间没有尊重、彼此厌恶。

长期以来，一直受美国左派右派分裂推动的政治僵局，如今在共和党内部已根深蒂固。共和党控制着美国国会两院和白宫。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让这一内部混乱雪上加霜，并且没有拿出任何可以提振投资和增长、增加高级就业岗位的经济政策变革。目前察觉特朗普政府的工作重点还相当困难，但采取政策使增长模式更加平等、更可持续似乎不在其中。

在英国，去年夏天的脱欧公投震惊了许多人，而当首相梅上台并承诺要确保“硬”退欧时，欧盟上下无不感到忧心忡忡。如今，英国选民让梅在6月举行的提前大选中失去了议会多数，这让即将到来的脱欧谈判的结果更难确定。

欧洲以及众多新兴经济体的领导人现在认为，英国和美国都是难以捉摸的不可靠的盟友和贸易伙伴。亚洲在中国的领导下，决定走自己的路。经济和安全事务方面的国际合作似乎正分崩离析。在此背景下，全球经济的恢复力显得尤其令人瞩目。这一反直觉的状况存在几种可能的解释。首先，长时间建立起来的制度如今限制了政治领导人和立法者对经济的影响能力。尽管这些制度可能阻挠积极政策的实施，但也有助于经济和投资风险最小化。

特别是在国际事务方面，政客们无法轻而易举地立刻强力扭转已经存在几十年的全球化模式。任何此类尝试都会造成严重经济损失，最终耗竭尝试者的政治资本。

另一个令人担忧的可能是风险比人们想象的积累得更快。如果说这看上去比较难以令人接受，不妨想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宽松的监管和信息不对称导致了一种风险迅速积累、失衡不断深化但几乎不为人注意的模式。

在当前环境中，地缘政治紧张升级、信任缺失以及对关键性机构的不尊重所形成的累积效应，可能带来一次重大冲击，也有可能只是令投资条件出现恶化。但构建具体的情景，要比忽视我们面临的潜在风险更难。

尽管如此，还有一个比较充满希望的解释，我个人支持这个解释，尽管这有可能让我背上不理性乐观主义者的标签。机会和结果的不平等，助长了群众不满和政治极化，这一不平等是实实在在的，被忽视多年之后，它们终于得到了应有的关注。

更一致地关注社会凝聚力不会很快带来结果。但假以时日，这有助于降低党派对立，让公民的注意力回到共同价值观上，并重塑领导人进行负责的深思熟虑和实施政策的能力。与往常一样，关于如何实现共同目标也会出现异议。关键在于要在相对互相尊重的环境中解决这些异议。

这一情景绝非板上钉钉，但也绝非不可能。毕竟，马克龙当选为法国总统，梅因为硬脱欧而受挫，特朗普政府在气候变化问题和基于规则的全球经济秩序上的立场几乎成为众矢之的，这些情况表明，中间派或许能够坚持住。

与此同时，国家和国际制度框架必须继续抵御来自政治领导人的破坏性行为。归根到底，对这些制度的恢复力的信心以及对结束当前政治瘫痪局面的信心，才是市场所倚仗的。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17，编辑：许瑶，审译：熊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