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庞溟

对中国人来说，“中国”一词的意指与内涵似乎自古有之、不言自明。但在《紫禁城的荣光》中，三位日本作者冈田英弘、神田信夫与松村润则认为，“最早将多个地区合并统治”这一意义上的“中国”的雏形与原型在元朝才形成，而“现代中国概念的真正成型，必须要等到清帝国建立之后”。作者正是基于这种视角对明清时期进行探究，探讨“现在作为多民族政治统一体的中国概念”的形成过程。

三位作者选择了自己关注与擅长的领域，结合多语种史料进行了详略得当的论述：从元末明初至清嘉庆天理教之乱450年间的历史入手，在论述明清史的同时，重点梳理了蒙古、满族、西藏等民族与地区的历史，兼顾了与周边国家地区的历史互动，讨论了海洋文明与陆地文明、 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动态融合。

这部出版于近50年前的通俗历史读物，之所以至今读来依然饶有趣味，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它以不一样的视角看待作为“他者”的“中国”，力图消弭中国史与上述民族、地区史以及东亚史、西方历史的区隔分野，并提供一种全新的欧亚史视角。这对囿于某些思维定式与知识结构的中国读者，可以说是耳目一新。

例如，在分析西藏地区的佛教化进程时，作者们提出，11世纪时阿富汗的突厥系穆斯林大举入侵北印度，并对佛教徒施加残酷迫害，导致大量印度佛教学者逃往西藏，为西藏带去佛教神学与哲学以及医学、天文学等科学知识。

在讨论16世纪中国沿海走私贸易的再度兴盛时，作者们则指出：在西欧诸国“地理大发现”的热潮中，先后发现印度航线、占据马六甲并向东亚地区渗透的葡萄牙人将福建漳州的月港和宁波的双屿变为走私交易的根据地；与此同时，中国已逐渐使用白银作为流通领域的支付手段和地租的缴纳方式，但国内白银产量却很低，于是明朝商船公然违反海禁政策，前往日本各地从事走私贸易，其目的就是从日本带回恰好从16世纪中叶开始产量剧增的白银。

值得注意的是，三位作者认为自己的突破之处，在于将“哺育了汉文化和汉人”的“支那”与包含满洲、蒙古、西藏、新疆的“中国”视为一对平行发展的概念，以从“支那”到“中国”的视角切入明清史并展开论述。本书译者特别强调，作者在书中所使用的“支那”一词，并非近代以来的蔑称，而是历史地理范畴内的概念，“概指当代中国除东北三省、内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省区外的全部领土”。

但是，对于这样一个富有敏感性的词汇，出版社本可也本应从技术上予以修正，以避免此类译介强化了柴山兼四郎、矢野仁一等人在20世纪30年代别有用心的持论：“地理上的‘支那’指中国本土，并不包括长城外的满洲、蒙古等地”。钱穆曾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警告：“中国历史上根本就没有所谓本部非本部之别……这原是外族有意混淆是非造出来做侵略的口实……中国人不注意，大家跟着这样叫，现在还没有事，不要紧，十年二十年以后，说不定政治上、外交上又发生问题。连我们的脑筋里，观念上，也会发生问题的。”

更重要的是，这也反映了我们需要留意本书作者的学术理路、话语体系、价值观念与时代局限，保持一定程度的小心谨慎。正如本书译者所指出，书中有关明清时代西藏、新疆、蒙古等民族地区的地位及其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元、明、清三代续统与继承等问题的论述，等等，与中国学界主流分歧较大，值得商榷。

在阅读此书时，我们也会发现作者们并没能全面充分地理解不少概念在政治、地理、边疆和民族等方面的多重内涵，在用日本类比中国，以降低日本读者阅读难度的同时，也作出类似“建文帝的军队丧失了白莲教精神中根深蒂固的团结传统和武者之魂”这样的不当比附。

不过，考虑到这是给日本大众撰写的通俗读物，我们或许也不应苛责过多。毕竟，这本书已经尽力呈现了不同观察主体与表述主体的眼界、议题、对象、观念与理论。对了解域外人士眼里的中国史来说，为我们从沟通、借鉴再到整合，开了个好头。

（作者为书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