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带来的金融基建，很自然带来相应的认同与地位。从量变到质变，金融科技带来的是契机

文/TERRY TSE

今年2月的《经济学人》杂志，宣称中国正在引领金融科技。中国在这方面成绩斐然，已是国际金融、投资界的共识。西方记者、咨询公司、投资基金纷纷惊叹，在中国的大城市，无须钱包，通行无阻；消费、支付、借贷、理财，一部智能手机足矣。曾几何时，外资大银行笑谈如何占领中国市场份额，如今他们却担忧阿里巴巴、百度、腾讯、京东等中国科技巨头以及众多新兴金融科技企业会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新兴市场国家，中国金融科技的成功极具示范性作用，为金融互联网化、金融普惠(financial inclusion)以及相关基础设施（如移动支付网络）的筹建带来了希望。中国金融科技冲出国门，势不可当。盟友、伙伴、对手都在观望中国。

换言之，金融科技可以改变现有格局。

同时，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正在加速。据央行统计，2015年，跨境人民币收付金额合计12.10万亿元，同比增长21.7％，占同期本外币跨境收付总额的比重达28.7％。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统计，截至2015年12月，人民币是全球第三大贸易融资货币、第五大支付货币、第五大外汇交易货币。

不过，美元依然稳居世界贸易货币之首。更何况，石油、天然气等战略资源依然按美元计价。“一带一路”国家与中国签署能源、资源协定，若一直以美元计价及交割，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仍然会受到制约。

可幸的是，今年5月发布的《共建“一带一路”：理念、实践与中国的贡献》明确提出“扩大本币互换与跨境结算”，“建立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为境内外金融机构从事人民币业务提供服务”。金融科技与“一带一路”两大历史洪流汇合，正好为人民币国际化由量变到质变提供了契机。

今年6月CIPS二期上线无疑是巨大的里程碑，从此人民币具备自身的跨境支付系统。由于是全新打造，CIPS具备后发优势，可以借鉴金融科技的前沿手法。一般而言，跨境系统分两大部分：信息系统与清算系统。本文将会就这两部分阐述现有体系的运作，然后介绍金融科技的前沿手法与CIPS的潜在结合点。

现有跨境支付的痛点

信息系统是跨境支付的基础。大家熟悉的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就是国际跨境支付的标杆。其实，SWIFT不负责支付、清算与结算。SWIFT传送的是反洗钱、反恐等风控与支付信息，而其核心是一套信息规则。各大国际银行都依循SWIFT的规则传送信息，所以每家大银行都至少有一个SWIFT代码，用以在SWIFT网络上传送信息。没有SWIFT代码，不在网络上的小银行只能通过代理银行完成转账。

SWIFT自身由其会员银行共同拥有，但其管理权则在比利时总部。在地缘政治的压力下，总部一般会向美国政府妥协。例如，美国宣布经济制裁，伊朗银行就不允许对接SWIFT，国际资金链马上断裂。反观中国，某个邻国建反导弹系统，我们可以不去旅游，可以拒绝人家百货公司，可以禁止其演员来中国演戏，却没有办法关掉他们的国际支付体系。目前只有美国能办到。

SWIFT与代理银行体系基本构成现有的跨境支付体系的主要部分。支付宝、微信做国际转账，离不开这个体系。中国的银行跨境汇款，也逃不开这个体系。

不过，此体系已渐露疲态。重重的代理银行中介环节，导致跨境支付普遍缓慢，且费用高昂。根据一份2016年的国际问卷，67％的受访者采用传统银行跨境支付，但 63％对其汇款速度不满。若考虑到问卷样本并未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包括众多“一带一路”国家，不满情绪可能更严重。

因此，国际间众多金融科技初创公司希望解决此痛点，如TransferWise、WorldRemit等等。这类公司大部分针对个人用户，通过UX和点对点技术减少中介环节以及高昂的手续费。然而，其最底层的转账仍然依赖SWIFT与代理银行。企业之间的转账由于金额更大，安全要求更高，就更难以摆脱原有体系。

金融科技潜在颠覆性

理论上，若有金融科技公司编制一套全新的信息规则与系统，只要各银行愿意参与，新的信息系统可以替代SWIFT，或至少足以与其抗衡。但实际上，基于各种原因（包括地缘政治压力），很少有银行愿意这样做。故此，单纯以编制全新信息规则与系统的商业模式很难成立。若要吸引用户摆脱原有的跨境支付信息系统，金融科技公司则必须提供更彻底的颠覆，直接吸取用户。换言之，金融科技公司必须连同清算系统一起颠覆。

目前为止，最有可能承担此颠覆使命的是区块链技术。

现有的跨境清算的最基本原则是，两家不同国别的银行分别相互开户。例如，中国的工商银行在美国的花旗银行有美元账户，而美国的花旗银行在中国的工商银行也有人民币账户。如此，则工商与花旗银行之间可以直接转换美元与人民币。在整个现有跨境清算体系中，美元具有独特地位。首先，90％以上的跨境美元清算通过两个系统：Fedwire以及CHIPS。前者由美联储提供，后者由参与银行共同享有。两者均受美国政府监察。其次，国际间很多货币难以直接大批量兑换，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之间的货币。例如，印尼盾与阿联酋迪拉姆就没法直接大批量兑换。银行的一般做法是，首先换成美元，然后再换成标的货币。由于美元清算基本上全面受美国政府监察，通过美元作为中介货币换汇也能让美国政府直接或间接监察。

区块链的解决方案基本绕过这一系列问题。再以印尼盾与阿联酋迪拉姆为例，最简单直接的做法就是首先将印尼盾换成比特币，再换成阿联酋迪拉姆。由于比特币自身的加密技术，除非兑换双方愿意公开，否则没有第三方可以监察此交易。显然，比特币的特征带来很大的监管挑战，技术自身的稳定性亦备受质疑。因此，不同的金融科技公司如Ripple提供比特币以外的不同区块链方案，但其核心技术都依赖虚拟货币。

值得注意的是，区块链方案同时解决信息与清算系统的问题，因为区块链自身就是分布、加密以及无可篡改的记账系统，汇款信息自动在区块链上纪录，而无须另外设立信息规则。若需要反洗钱等信息，直接在区块链协议中要求录入即可。同时，由于清算由虚拟货币取代，基本完全摆脱现有代理银行体系。

不过，任何区块链方案的致命弱点在于虚拟货币自身并无主权属性。一旦发生流动性危机或其他突发事件，则无最终出借人兑付。目前各国业界的区块链联盟于此尚无对策，而这恰恰是人民币与CIPS的机遇。

目前CIPS的运行仍依赖代理银行模式。上文已经提到，代理银行模式容易产生叠床架屋式的重重中介环节，降低效率又推高费用。区块链方案正好弥补此弊。由于CIPS由中国人民银行主导，其区块链方案可以使用一种虚拟化、加密的离岸人民币，可以同时解决虚拟货币自身主权属问题。

当然，颠覆性技术需要循序渐进落实。CIPS可考虑先从信息方面入手，让参与银行、代理银行等全部通过区块链形式接入。由于CIPS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初创公司，商业模式上对短期盈利压力较低，而可以考虑更长远的战略利益，包括：

1.信息安全——加密性可以防止信息泄露、篡改等。

2.信息共享——由于区块链不能任意删改记账历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以迅速按自身体制及发展情况建立地区性反洗钱、反欺诈等黑名单。

3.接受小额支付——CIPS第二期仍以大额支付为主，但广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众及中小企业更迫切需求小额支付，例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众在别国工作换汇、电商贸易等。区块链技术的可扩展性可以在有效成本的前提下，允许“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众享受到人民币金融基建的便利。

4.降低中介成本——CIPS区块链方案可以让第三方支付、移动支付等非银行机构对接，避免叠床架屋式的重重中介环节出现。

在区块链技术的基础上，信息安全以及信息共享的影响及意义远远超出跨境支付。真实的“一带一路”支付历史以及身份认证可以扩大至筹建地区征信局、跨境应收账款标准等数据设施，促进资金融通。人民币带来的金融基建，很自然带来相应的认同与地位。从量变到质变，金融科技带来的是契机。

（作者为连连集团首席金融专家，编辑：王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