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迈克尔·斯宾塞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不久前，许多权威人士怀疑，中国能否从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基础设施投资和重工业为主的经济，向由内需支撑的服务经济体转型。但即便中国的经济转型还远未完成，其进展也足以令人刮目相看。

近年来，中国一直在将其劳动密集型的出口部门，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其他欠发达国家。而在其他行业，中国已经转向了更为数字化、资本密集型的生产形式，极大缓解了劳动力成本的劣势。这些趋势意味着供给侧的增长已不再依赖外部市场。在这些变化下，中国的经济实力正在迅速上升。中国国内市场正快速增长，并可能很快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

由于中国政府控制了进入本国市场的渠道，它可以在亚洲和其他地区施加更多影响。与此同时，中国对出口拉动型增长的依赖程度不断下降，因此，不再那么容易由于控制全球市场渠道者反复无常的行为受到伤害。

但中国并不需要限制进入本国市场的渠道来维持增长，它只用做出此类威胁就可以增强自身的议价能力。这表明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开始近似于“二战”后的美国，当时美国与欧洲是主要经济力量。“二战”后的几十年里，欧洲和美国在全球总产出中所占比例超过一半，但除了石油和矿产等自然资源，它们并不严重依赖其他地方的市场。

当今的中国也在迅速形成类似格局。中国有非常庞大的国内市场、不断增加的收入以及极大的总需求；其增长模式越来越多地以国内消费和投资为基础，而非依赖出口。但中国将如何发挥其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

战后，发达经济体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来为全球经济活动制定规则。它们这样做是为了让自己受益，也试图尽可能地去包容发展中国家。当然，这些强国当时不一定非得采取这种做法，它们完全有能力更着眼于自身利益。但此举可能并不明智。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在20世纪，和平才是第一要务，其优先级与繁荣等同，甚至高于繁荣。

中国展现了朝同一个方向前进的所有迹象。它很可能不会追求狭隘的利己主义，因为这样做会削弱其全球地位和影响力。中国已经表明，它希望通过扮演一个支持性的伙伴角色，在发展中国家中发挥影响力。

中国能否实现这一目标，将取决于其在两个关键政策领域中的作为。一是投资，中国在这方面步伐甚快，引入了多项双边和多边动议。例如，中国2013年宣布了“一带一路”倡议，2015年创建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其次，在贸易和投资方面，中国管理进入其庞大内部市场渠道的手法将对其所有外部经济伙伴产生深远影响。国内市场是当今中国的力量源泉，这意味着它近期在这一领域作出的决策，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未来几十年的全球地位。

中国目前在国内市场准入问题上的立场，比其在海外的经济野心更为模糊。但中国很有可能走向一个开放的、基本上基于规则的多边框架。战后的经验教训表明，这种方法将发挥最有益的外部效应，从而增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中国在这一发展阶段，这样的做法基本上有百利而无一害。

而有待观察的是中美关系的走向。美国正遭受非包容性增长模式以及相关政治和社会动荡的困扰，如今其国际经济政策正在背离战后原则。即使美国在总统特朗普治下走向孤立，它仍然是个无法被忽视的大国。如果特朗普政府颁布了针对中国的激进政策，中国也别无选择，只能接招应对。中国可以继续奉行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主义做法，并期望得到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广泛支持。但关键是不要因为美国陷入民族主义而分心。毕竟谁也不知道这种状况将持续多久。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17，编辑：许瑶，审译：熊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