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德林

19世纪至20世纪英国作家约瑟夫·吉普林，是众所周知的“短篇小说艺术创新之人”。作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作家，吉普林作品的文学性和复杂性有目共睹。但未必有目共睹的是，出生在大英帝国殖民地印度的他，帝国主义意识深厚，堪称通过语言建构帝国形象，为大英帝国殖民政策合法性进行辩护的“帝国诗人”。

吉普林的帝国主义意识直接联系着泛滥于他生活在其间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帝国荣誉与优越感。首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在19世纪后半期成为了世界第一强国，随之各种关乎帝国和殖民合法性的言论不绝于耳。

比如，约翰·罗斯金在其牛津大学教授就职演说中丝毫不加掩饰地呼吁：“命运之神已经降临，这是一个民族所能接受或者拒绝的最崇高的命运……的确，一条普照仁慈和光荣的坦途已在我们的面前展现，这是任何羸弱可怜的灵魂所从来不曾被赐予的。然而，事情就是这样，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这样：‘不统治，毋宁死’。”

在这样的一种社会情势之下，吉普林不但顺理成章地被传染了帝国主义思想，而且理直气壮地在其文学创作中阐释了大英帝国价值观的诸多面向，一个例证是他对殖民地及其本土居民的刻意丑化与蔑视。

为了达到建立起英国作为宗主国的支配地位，遮蔽英国殖民者对殖民地本土居民的掠夺、剥削的旨归，吉普林一方面往往把西印度群岛居民描述为邪恶、堕落和不思进取，歧视和丑化甚至妖魔化殖民地本土居民；另一方面则不吝溢美之词，把深入世界各地从事殖民活动的英国人描写为阿诺德意义上的文化使者。

在吉普林眼里，英国殖民者堪称救世主，他们为了帮助印度当地居民摆脱落后状况任劳任怨、甘愿牺牲。但这与历史事实完全相悖，一如一位孟加拉地方长官的备忘录所指出的：“他们强行从农民和商人手中拿走农产品和商品，却只付商品价值的四分之一；他们通过暴力压迫手段让农民等在购买只值一卢比的商品时支付五卢比的价格。”

其次，吉普林虽然用心良苦地把英国殖民者描述为文明的使者，但因为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和民族优越感，吉普林否认西方与东方具有民族与文化融合的可能，就像他在短篇小说《苍茫之外》开篇处告诉读者的那样：“无论发生什么，人们都不应该背离他们自己的社会等级、种族和教养，让白人与白人做伴，黑人与黑人为伍。”

当然，作为文学大师的吉普林更多地是以隐喻的方式阐释其帝国主义观点，集中见诸其力作，动物故事《丛林集》和《丛林续集》。《丛林集》讲述的是被父母遗弃的狼孩莫格利如何在公狼阿克拉、巴鲁的帮助之下，最终成为森林统治者的故事。其中令人印象至深的一处描写面对日渐衰老的救命恩人，阿克拉质疑其身份是狼还是人的时候，莫格利挥刀砍向了阿克拉；当其他野兽因此出面干预，莫格利愤怒地咆哮，“难道我必须给出我想做所有事情的理由吗？”

有批评家指出，此间的吉普林并没有把莫格利试图杀死阿克拉的行为视为忘恩负义之举，而是流露出了他对莫格利表现出来的力量和权威的激赏和认同，正如他借折服于莫格利的力量和机智的巴格拉所言：“丛林的主人，在我体力日渐衰落之时，请代表我，代表巴鲁，代表我们大家发言！在你面前我们是乳臭未干的幼崽，是踩在脚下的断枝，是失去母亲保护的幼鹿！”

不难发现，吉普林意在告诉我们，在他所创造的丛林世界里，力量是决定个体地位与存亡的唯一要素，也是丛林皆以存在和运行的根本法则。“没有哪位暴君比暴民更残忍，没有哪位君主比暴民更无用”。从隐喻的意义上讲，殖民者对印度等殖民地的统治是与小说所暗示的权力框架相契合的——既然“东方人不能处理他们自己的事务”，白人天生就该统治这些民族。这样一来，吉普林便把“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引入到了大英帝国与殖民地之间关系的阐释之中，从而证明了大英帝国统治与剥削殖民地的合法性。

尽管吉普林贵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也曾有过放弃被授予爵士爵位和桂冠诗人的“壮举”，他依然难逃“帝国诗人”的诟病。

（作者为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