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森林

“唱衰”化石能源、“唱衰”石油正在成为新的时尚，一会儿是更新的新能源“横空出世”，号称可以“秒杀”化石能源，一会儿是禁售燃油车之类的新闻铺天盖地，直接“釜底抽薪”……短短数年前人们还在担忧石油枯竭的“后天”，如今却在“丰裕石油”时代担忧石油供应过剩，甚至很快被替代。

至今，人类已经历了两次能源转型，如今正在进行从化石能源体系向新的能源体系迈进的第三次能源转型。但与能源不断转型不同步的是，人类的心理机制并未实现转型，而是在原地踏步，表现就是常常陷入一种莫名恐惧当中，恐惧的对象往往不是具体的事物，而是一种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带来的恐惧，导致人们视线模糊，认知混乱。这种以恐惧为内核的灾变心理，如不能正确认识并加以遏制，势将从意识变成行动，打乱能源转型的自然进程。

刻舟求剑的“峰值思维”

十余年前，“石油峰值论”观点的支持者们时常有机会找到听众，向他们灌输石油资源不可再生、进而产量即将到达顶峰的观点。这一观点的含义就是，石油资源枯竭是地质学规律决定的宿命，未来的石油资源将愈加稀缺，价格也将不断上升。

这一理论是美国地质学家在资源耗竭理论的基础上推导出来的，应和了人们对资源前景充满担忧的深层心理，因而广为流传，接受这一观点的人，往往忽略了在和平环境下技术将引领人们找到更多能源这一事实。

在石油行将枯竭的假设下，市场充斥着对于短缺的忧虑甚至恐惧，国际原油价格一路攀升，似乎又反过来印证和支持了这一理论的有效性，大部分人都认为，低油价时代恐怕一去不复返了。

在对资源枯竭的担忧之下，缺油的恐慌情绪持续蔓延，各大石油公司开展了激烈的石油争夺战，人们陷入了对石油短缺的极端焦虑之中。然而就在人们以为石油供应峰值马上到来、油价将在“百元时代”永远驻留的时候，2014年以来国际油价的“断崖式”暴跌却令许多人大跌眼镜。

当前，世界石油供应从紧平衡到略有宽松，石油供需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曾经大肆鼓吹“供应峰值”的一些专家学者，又掉转头来大喊“消费峰值”即将到来，认为石油乃至能源的使用即将很快在某个时点到达顶点，之后就会下滑，并基于这一判断，提出一系列应对的技术方案和政策主张。

从“供应峰值”到“消费峰值”，表面看论调完全不同，但其背后的心理模式如出一辙，即用已知去预测未知，用偶然来推导必然，用恒定的常数来判断未来，其结果往往如同刻舟求剑。

对短缺或过剩的恐惧

国际著名能源专家莱昂拉多·毛杰里说，“黑金（指石油）带来了神话和妄想，对现实的恐惧和错觉，还有那些摧残世人心灵的不明智的政策。”

自从石油工业诞生以来，关于石油即将出现枯竭的“灾变论”观点，至少先后于上世纪初、“二战”期间、石油危机之后以及新世纪初出现过四次大的思潮。上世纪70年代还发生过两次全球性石油危机，深刻改变了世界格局和发展进程，至今深深影响着人们的思维观念。

“一战”前后，本来是能源科学创新非常活跃的时期，煤气化、电动汽车、潮汐发电等大量新的能源技术出现，但战争的爆发打断了能源技术发展的进程。石油成为战略武器和地缘政治工具，可以说是石油枯竭论背景下的扭曲产物，对石油的争夺引发了一个世纪的动荡，但事实上，除了战争和人为禁运外，世界从未缺油。

除了担忧石油短缺，有时人们也会对“石油末日”产生深深的担忧。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于之前石油危机导致消费侧采取了一系列节能行动，发达国家石油需求不旺，市场出现供过于求，石油将被抛弃的声音越来越响。石油生产国担心长此下去地下资源无法变现，纷纷加大马力生产，中间商纷纷抛售库存，使石油泛滥进一步加剧，国际油价跌至冰点，并持续数年，给石油行业乃至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冲击。

这一过程被称为石油“反危机”，由于油价下降，在石油危机中培育的节能意识和行为变得不合时宜，蓬勃兴起的新能源发展势头也被阻断。

此前，为了应对能源短缺，发达国家的清洁能源得到长足发展，核电比例大幅提高，液化天然气开始得到更多的应用，政策强制与鼓励交通领域和工业厂商提高能源效率，从1975年到1985年，美国的能源密集度每年下降5％以上。但在石油泛滥导致的低油价面前，发展新能源和节约能源的道德责任似乎完成了历史使命。当石油充足而廉价时，经济理性支配下的节能意识变得过时，人们关注的重点很自然地从少使用能源转向获取更多的能源了，特别是美国里根总统上台后，废止了之前的一系列节能政策，原有的能效红利被十分可惜地浪费了，直观表现就是，美国人购买SUV越来越多，电视屏幕越来越大，而空调几乎从来不关。

类似的情节，在上世纪末又再次重演。而到最近一轮油价下跌之初，欧佩克国家反常地增产，本质上也是担心石油泛滥而争夺市场份额的本能行为。

一百多年来，油价涨涨跌跌，最高的时候达到147美元一桶，低的时候比水还便宜，难道石油本身以及供求关系发生了那么大变化吗？事实上在很多时候，左右石油价格的是恐惧心理，以及恐惧滋生的贪婪。人们担忧短缺或者泛滥的心理因素，会给油价带来完全不同的推动力，这种推动作用远大于市场供需变化应该产生的正常波动，导致石油历史在扭曲中发展。

恐惧是人的本性，根植于人的心灵深处，要克服实非易事。人们总是过度担心未来，当面对不确定性时，恐惧容易被激发，并像枷锁一样把人的思想和行为控制起来，使眼睛和心灵被遮蔽，看不到真正的事实，忽略了事物的逻辑，被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所左右，做出在当时看来万分正确、却在事后显得荒诞不经的行为。

在社会场域中，恐惧心理常常从一部分人的意识变为集体意识，人是容易从众的生物，喜欢盲从，害怕孤立，当某一种声音甚嚣尘上时，足以淹没任何犹疑和反思的声音。身处其中，能够辨清事实已属不易，坚持独立思考更是难上加难。其结果是从恐惧演变为一种社会性的“灾变心理”，导致更大范围非理性的情绪和行为。

灾变心理将打乱能源转型进程

人类已经历了从薪柴到煤炭、从煤炭到石油的两次转型，正在通过第三次能源转型逐步过渡到以清洁能源为主体的新能源体系当中。能源经济是一个异常复杂的系统，受到经济成本、政策规定、社会心理、技术锁定、基础设施路径依赖等多方面影响，所以每一次转型都将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

同时，能源转型是一个自然过程，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人们需要遵循规律，顺势而为，把钱投入到边际效益最大的领域，推动能源体系实现良性发展。如果跨越必要的过程，将会出现揠苗助长的情况，留下后患。而在虚幻恐惧基础上做出的市场行为、政策抉择和技术选择，最终会带来苦果。

从能源竞争的角度来说，更加清洁的能源要在竞争中获胜，需要满足几个条件：规模充足，技术过硬，经济可行，基础设施配套。当前石油依然是主导能源，也是新能源竞争的对象。从经济理论上说，石油价格等于开采难度最大的“最后一桶”的边际价格，但石油是一个特殊结构的市场，存在生产者垄断，欧佩克国家掌握了一定的剩余产能，当它们觉得市场份额受损时，随时可以释放出这些产能，对市场造成冲击，这种情形历史上反复发生。所以很多时候，国际油价并非真实市场环境下的“自然价格”。

比如此轮油价暴跌之前的10年，由于需求增长、生产者垄断、地缘风险溢价以及金融炒作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节节攀升，令整个行业陷入了一种狂热的非正常状态，不惜代价大肆争夺油气资源，结果是各项成本水涨船高，整个行业饱受通胀之苦，也培养了页岩油气这样的竞争对手，并给可再生能源带来迅猛发展的契机。

按理说，可再生能源提升竞争力获得发展，对于能源转型来说是好事，但石油价格剧烈的波动，给价格敏感的可再生能源营造了并不理想的发展环境。这里的悖论是，石油的未来预期越差，价格越低，越难被替代，因为它相对别的能源更具竞争力。2016年以来石油消费量不降反升就是一个有力证明。

2016年初油价一度跌破30美元每桶时，不但石油生产者损失惨重，连马斯克这样的新能源商都大呼受不了，认为油价太低，使新能源缺乏竞争力。

在正常的环境下，石油市场生产与消费的自我调节机制，将逐步推动价格回归均衡。但值得警惕的是，在一味“唱衰”石油的氛围下，生产者出于对未来的悲观预期，持续大幅减少投资，而消费端的使用则在增多，一旦供求关系再度趋紧，将有可能再次抬高油价。过高的油价虽然会刺激新能源发展，但也埋下了再次暴跌的伏笔。

如果没有一个相对合理的预期引导投资与消费，其结果将是油价“过山车”般大起大落，在这样异常的周期中，不但石油行业不堪其累，对需要一个稳定环境的新能源来说，也将饱受煎熬。如前所述，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刺激了新能源发展和节能意识兴起，但随后的石油泛滥使这种激励机制消失了，盛极一时的能源革新运动逐渐偃旗息鼓。如果油价总是这样大起大落，不排除同样的故事重演。

从技术路径来说，未来的能源格局将是多能互补、系统集成的体系，化石能源和非化石能源都将有一席之地，而非一家独大。所以既不要急忙把化石能源赶下“战车”，也不要过分夸大某些前景不明的能源品种的未来。

2015年底，一种名为“石墨烯”的材料突然间横空出世，是一种号称充电几分钟续航能力可以达到1000公里的“神奇材料”，被认为是终结“石油神话”的一大利器。最近，媒体报道了我国在两种新能源即天然气水合物（可燃冰）和干热岩方面的重大突破，让大家兴奋不已。

据媒体报道称，可燃冰是一种“神奇能源”，具有匪夷所思的能量。一辆使用天然气的汽车，加入相同体积的可燃冰，可以跑50000公里，而我国蕴藏的可燃冰可供使用100年以上。而很多专家则认为，到目前为止，由于技术、海洋地质、环境等多方面挑战，断定可燃冰已经可行或者成熟还为时过早。

新的能源技术和品种值得关注、跟踪和研究，未来能源的技术制高点也不应轻易放弃，但在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的情况下，还是需要慎重决策，如盲目进行巨大投资，将带来社会资源配置的浪费。

从政策选择来说，政策方案源于对未来的情境规划，而虚拟的情境会导致规划失真。能源清洁转型的趋势是无疑的，但过程是渐进而非突进的，如果主观地缩短这一进程，在压力状态下做出的政策选择，有可能会偏离实际。

眼下各国纷纷冒出禁售燃油车的消息，据说人类将在不久的将来告别“引擎时代”。很快又有新闻证实说，这是一则乌龙消息，禁售燃油车只是德国绿党的选战宣言，并非真正实施的政策。

对中国来说，减少化石能源使用是长期的趋势，但从目前来说，中国能源结构优化的方向是稳油增气减煤，推动化石能源清洁化与清洁能源规模化，特别是扩大清洁能源天然气的使用。如果不考虑资源禀赋和实际国情，在禁售燃油车上出台同样的激进方案，有点像拿别人的药医自己的病。

在交通领域，电动汽车尽管经济性还赶不上燃油汽车，却因为政策补贴等因素而颇受追捧。但从节能环保的角度而言，电动汽车全生命周期耗能并不比燃油汽车少，而汽车燃油效率还有大幅提升的空间，汽车电池如何处理却还没有完全解决。其实前些年政府一度推动天然气加注业务发展，天然气汽车具有高效、经济、清洁等优势，而且能与未来的新能源体系很好结合，但是后来政策的转变使其发展增添了很多难度。

石油行业将很快退出历史舞台，这样的言辞正在四处流传。但是，从能源转型的规律来说，现在就提出“革石油的命”有点为时过早。即便采取行政强制手段，但更强大的底层规律与经济理性仍将发挥作用。如果无视这一点，在灾变心理支配下草率行事，或将造成新旧体系之间的强烈冲撞，带来巨大的转型成本，打乱能源转型的自然进程。

人们对高品质能源的追求，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也由此带来转型动力。能源领域需要有更多的常识、清明的理性和正常的逻辑，如此，方能使能源体系转型与观念意识的转型互相促进。

（作者为中海油集团高级经济师，编辑：马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