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联涛

亚洲人该当金融业领头羊还是追随者？

近期，香港恒生指数一度涨破30000点大关，逼近2007年10月30日创下的31958点最高纪录，那曾是全球金融危机前的最后狂欢。

11月初，美国财政部发表了关于美国金融体系的第三份报告，旨在放松过去十年后危机时代对银行业、资本市场、资产管理及保险等行业实行的严格金融改革措施。

《多德·弗兰克法案》和巴塞尔协议III改革实施以来，美国和欧洲各国经历了缓慢增长的十年。现在美欧开始积极放松这些复杂严格的规定。作为特朗普政府兑现参选承诺的一部分，今年早些时候美国财政部就提议如何提高金融监管效率、效力和恰当性公布了一些核心原则。从监管规定来看，这意味着实行“最适用”美国利益优先原则的规定，而非那些“最佳做法”。

而不无讽刺的是，在大西洋彼岸，德国央行执委安德烈斯·东布雷最近指出，“巴塞尔协议III改革……让规定变得更详细更复杂。巴塞尔规定是针对开展国际业务的大型银行制定的，而没有考虑到小银行。”

亚洲银行多数以本地业务为主，如果说它们面临的问题好比普通疟疾，我们是否在强迫它们喝下针对全球性银行的“抗癌药”？

在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院召开的亚洲全球对话上，大家普遍的担忧是，目前的思维方式和体制比起按互联网速度运行的市场滞后至少一两个周期。对于一直以来将西方奉为圭臬的亚洲知识分子和政策制定者来说尤为如此。正如时任中国副总理王岐山在2008年全球危机爆发之际指出的那样：“老师犯错了，学生怎么办？”

在金融科技领域，习惯效仿西方的亚洲面临更为迫切的问题。金融科技涉及金融数字化，广义来看覆盖整个新数字经济。亚洲监管部门遵守复杂的巴塞尔协议III规则，这些规则看上去很理想，但是过于复杂，只有那些拿高薪的律师和合规专家才看得懂。金融科技平台的兴起在吞食亚洲金融市场的午餐；这些平台公司在迅速进入支付、物流、流通甚至资产管理领域。比特币——单价已突破1万美元——甚至可能颠覆主权央行货币。

那些想让现有金融机构待在监管沙盒里的人应当扪心自问：亚洲难道还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吗？还是面对真实世界的成年人？这些人忽略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当前的监管思维仍然从职能或产品的孤立角度出发，而技术平台已经开始打破监管边界，导致平台的实际业务要么表外化要么迁移到海外。金融监管部门只针对金融层面，而技术平台公司在开展横跨制造、生产、流通、支付甚至价值管理等多领域的一体化业务，这种情况下，只监管业务的一部分真的有意义吗？

换言之，作为亚洲金融主要构成部分的银行被要求留在监管沙盒内，而它们的午餐（利差）被越来越低的利率所挤压，严格监管增加了其成本，市场份额被技术抢夺。任何家长都知道，如果你始终把孩子当小宝宝，他们永远不会长大。

在德国因贸易顺差受到指责时，德国总理默克尔曾说欧洲人应该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同样，我们应该自问，亚洲人是否也应该开始独立思考？

复杂的地缘政治、民粹主义情绪、气候变化和颠覆性技术等因素导致未来充满不确定性，没有人知道答案，哪怕是西方最优秀的人。“美国优先”意味着美国将选择最适合美国国情和需求的政策。那些认为西方永远最好的亚洲追随者至少应当看到，全球性规则应当适应亚洲的具体国情。实行谨慎银行和稳健公司治理等原则诚然非常必要，但是如果金融不能服务于实体经济，经济得不到增长，金融早晚也会受影响。

（亚洲在亦步亦趋效仿的）美国和欧洲所开展的后危机时代改革的最根本错误在于，认为可以用更多的债务来解决债务积压问题。美国财政部关于资本市场的报告指出，上市公司数量和IPO数量及规模（包括公开发行证券）都有所下降。全球只有约5万家上市公司，而上亿家中小企业为获得资本而奔波。简言之，公开股票市场只为少数企业服务，而不管大多数企业。

如果美国人开始思考这是否有利于美国，亚洲也需要思考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这种实体经济和金融结构的模型是否最适合自身国情。亚洲，乃至非洲以及拉丁美洲，是否应该继续这种监管沙盒的思考方式？

我们应该成长起来，学会独立思考。

（作者为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香港证监会前主席；翻译：许杨晶晶，审译：熊静、康娟，编辑：袁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