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勇

当余光中先生辞世的消息传来时，网上一片唏嘘，许多人发文字以示悼念，哀悼的阵容强大得令人动容。我也未能免俗，接受了编辑给我布置的这道作文题。

结识的缘分

很可能我是1985年才知道余光中的名字的。那一年我大学毕业，还痴迷着读诗、写诗，便于当年10月买到了流沙河先生写的一本小册子：《隔海说诗》（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版）。这本书我读得还算仔细，作者开篇分析纪弦《你的名字》一文（《形式不重要吗？》），更是成为我备课的重要依据。由于《你的名字》反复在我上世纪90年代的课堂上出现，每讲一遍就往黑板上抄写一遍，居然把它记得滚瓜烂熟了。几年前，在一个诗歌朗诵的现场，主持人也希望我能给大家“现眼”，我不假思索便报上了这首诗，又没做任何准备，张口就把它背着朗诵下来了，惊得在场的诗人一愣一愣的。现在想来，其实这都是流沙河先生的功劳。他的解读文字写得精彩，方才让我这诗歌门外汉感受到了纪弦作品的妙处。

《隔海说诗》的第二篇是《回头遥看现在》，解读的是余光中的《当我死时》。至今我还记得，流沙河先是呈现这首诗的前几句（“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然后他又把这三句译成英语，说：“这三行以嘱咐的口吻说出来，正如英语的祈使句，其造句的方法也同英语一样，完全一样。你若把这三行译成英语，方便得很，只须把每个词译出来就行了，不须调动这些词在句子中的位置，因为这些词本来就是按照英语语法组合成句子的。”流先生如此分析，我才恍然大悟，也才明白了读这首诗时那种特殊的陌生感来自何处。

但我当年并没有追余光中。在那个抄诗的年代里，我曾搬运过周梦蝶的《十月》，觉得它沉郁顿挫，忧伤满怀，却没抄过余光中的一首诗。而后来，当《乡愁》成为大陆读者耳熟能详的代表性诗篇时，我也只是觉得它写得机智、巧妙，却把一个想法藏在心底：这不是现代汉诗中的流行音乐吗？怎么觉得有点像汪国真？许多年来，我都不敢把这个想法轻易示人，以免引发众怒。

当然，余光中是很看不上汪国真的。他曾说过：“诗人不该去写汪国真那样的诗，应写严肃的认真的诗。”这就意味着余光中确实非常自信，觉得他的诗与汪国真之流完全不在一个档次。最近看到于坚说：“他最好的诗不是大陆流传的那些，我在台湾看他另一些诗，非常好，大陆读者对他误读严重。”果如此，我以后得想办法找找他那些在大陆见不到的诗，否则，脑子里老是存有这么一种印象，对余先生是极不公平的。

我是在1997年接触余光中先生的散文的。那一年，《余光中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出版。书一上市，我就买回来一本，翻阅一番。此书的勒口上写着：“余光中的散文，阳刚与阴柔并工，知性与感性并济，文言与白话交融。梁实秋言：‘余光中右手写诗，左手写文，成就之高一时无两。’楼肇明称余光中是‘第一个揭橥变革‘五四’现代散文的旗帜’，其散文‘气势宏大，语言犹如阅兵方阵，排山倒海，万马奔腾，并具有深刻的幽默感。’”这里的评价之高，让人不由得生出敬畏之心。我大概就是带着这种心理读了一些，虽说不上有多喜欢，但感觉还不错，不像我读董桥一样读出了一身鸡皮疙瘩。

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分，几年之后我又反复阅读他的《我的四个假想敌》，并且写过几百字的赏析文字。

在“四度空间”里穿梭

2003年，我们几位弟子随导师童庆炳先生编写高中语文教材。在童老师的构想中，这套教材要由古至今，从文言到白话，把各路美文选编进来。于是我们在“非典”肆虐期间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反复开会，讨论篇目，确定框架，力求编出一套有新意的教材。当时，分配给我编写的单元之一有“当代散文”部分，如今回看这个文档，那里面选中的篇目有巴金的《小狗包弟》，孙犁的《亡人逸事》，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余光中的《我的四个假想敌》和贾平凹的《秦腔》。我现在能够确定的是，《亡人逸事》与《我与地坛》肯定是我坚持的结果，但其他三篇究竟是与我有关还是集思广益的产物，我已说不清楚了。

这五篇散文我不仅读得细，而且还要做注释，并在“作者”“题解”“阅读提示”“讨论平台”“思考与练习”的小栏目下写出相关文字。但遗憾的是，等我们编好交稿后，并未通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组织的专家小组的审核。他们大概觉得，这套教材的思路和编法剑走偏锋，所以必须回到“主题单元”的编写框架中。童老师只好带着我们重打锣鼓另开张。又经过一番漫长的讨论，“主题单元”终于成形了，而《我的四个假想敌》也不知在哪个环节被筛选出局。如今，借余光中先生仙逝之机，我可以把我当年写的“阅读提示”放出来了：

此文写得真是太有趣了。趣自何来？让我们先从题目说起。题目出现了“敌”字，这说明作者一开始就把女儿的男友看作了自己的“敌人”，既然要与我为“敌”，便免不了战斗或战争。作者把家庭内部的婚嫁之事上升到战争高度，既在情理之中，又是夸张之辞，幽默的序幕随即拉开。紧接着，一系列密集的军事用语出现在了作者的笔下。愿意离家“出走”的女儿是“内奸”；与女儿秘密联络的男友既是“鬼鬼祟祟的地下工作者”，又是“攻城的将士”；香港小伙子变成了“广东部队”，未过门的女婿来访成了“入侵余宅”。还有“位居要冲”“腹背受敌”“信箱被袭”“电话中弹”“寇入深矣”“滩头阵地已经被入侵的军队占领了去，这一仗是必败的了”……这些用语和描写混在一起，便让人觉得果然烽烟四起，战火弥漫。“敌人”既在单兵作战，又有小股部队，时而强攻，时而智取，加之里应外合，让“我军”防不胜防，疲于应付。这场“战争”打得有声有色，煞是热闹，但说来说去，却只是因为舍不得女儿的出嫁。以大说小，本来就容易产生幽默，加上作者那支生花妙笔和故作严肃的神情，幽默感和喜剧感也就变得源源不断了。

当然，话说回来，机智、风趣、幽默云云也还是表象，作者想要表达的更应该是自己那种矛盾复杂的心情：明知女大当嫁乃必然之势，却又无端割舍不下；心里无法轻松，只好故示明达，自为宽解；已经把女儿的男友们定为假想敌，却又郑重其事地提出了择婿的种种条件。于是，心疼、小器、自嘲、豁达、无可奈何等等复杂的感情相互交融渗透，构成了文章谐趣背后的另一片风景。

《我的四个假想敌》算是余光中散文代表作之一，窥一斑而见全豹，熟悉他的这篇散文后，我也就把他的写法、风格、路数等等，大体上琢磨清楚了。

如今，打开《余光中散文》温习，忽然明白为什么我对余氏散文总是不冷不热了。余光中的文字确实很是讲究，于是语言的意象、声音、节奏也就纷至沓来，机智之思与语言之妙常常融为一体，这是他的长处，也是他毕生努力的方向。他说过：“我尝试把中国的文字压扁、拉长、磨利，把它拆开又拼拢，折来且叠去，为了试验它的速度、密度和弹性，我的理想是让中国的文字，在变化各殊的句法中，交响成一个大乐队，而作家的笔应该一呼百应，如交响乐的指挥杖。”应该说，他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做到了这一点，而且还给人做出了示范。这很好，也令人佩服。

然而，余光中也有其短板。他出身上流社会，一生顺风顺水，所以下笔基本上是“欢愉之辞”，即便有“穷苦之言”，也只是一抹淡淡的乡愁。韩愈云：“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余光中无法进入大悲大痛的境界，便只能在“器”的层面下功夫了。而这种“欢愉之辞”一不留神，或许就会出现格调问题。记得2014年，有朋友约我见一位台湾老作家（姑隐其名），其间谈到余光中。我说《我的四个假想敌》写得不错。他说，你去读读他的《日不落家》，说的是他那四个宝贝女儿，两个在北美，两个在西欧，一家而五分，我睡你醒，不可同日而语，所以是“日不落家”。像这种文章，表面似乎是说地球村，但实际上却是显摆、炫耀，品位就不高。

我暗吃一惊。这么说，余光中早已不再被“假想敌”骚扰，而是开始享受“打入敌人内部”的欢乐了？

除了诗歌与散文，余光中还经营着评论与翻译，号称拥有“四度空间”。他这方面的成就究竟如何，我读的不多，不敢妄下断语。但我想，能在“四度空间”里穿梭往来，这种作家或学者在当今还不多见。从这个意义上说，余光中还是值得敬佩的。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