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联涛

面对技术造成的社会分化与颠覆，我们不禁要问，新的发展模式是什么？

上月初，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史蒂格里茨和迈克尔·斯宾塞担任主席的全球经济转型委员会开始运作。值此之际，我们应反思，新兴市场是否能够产生新的发展模式。

世界银行作为全球最主要的发展资助机构，其旗舰出版物《世界发展报告》影响和塑造着关于未来发展的观点走向。

世界银行是经济体制的一部分，从顶级名校聘请该行眼中最优秀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但如果说经济学专业对自身的盲点视而不见，那么世界银行也存在相同的问题。最近，一篇博客文章对过去五年《世界发展报告》的回顾表明，一个新的华盛顿共识似乎正在形成。自由市场的理想主义和完美主义模型已经成为过去，相反，世界银行将复杂性、具体背景、边做边学、政治和思想等因素纳入考量，这些都是2007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经济领域反思的主要内容。

纵观过去十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世界银行对整个发展过程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2009年对“三十年发展思维”做特别回顾之后，当年的《世界发展报告》就经济地理发布了极具影响力的报告，提醒大家世界不是平的，地理塑造命运。

2010年的报告先见性地指出了气候变化对新兴市场的影响会更大，敦促关注气候移民问题。

2011年报告的重点是冲突与安全，由于薄弱体制无法适应冲突、安全、腐败、公正与就业等因素的共同压力，脆弱国家的状况持续恶化。

2012年，世界银行重点关注发展中的性别问题。由于女性通常占人口半数，提高女性在活跃劳动力中的比例，确保薪酬平等，自然应该能够加快收入增长。但是女性面临各种形式的歧视，阻碍了发展。

2013年报告的重点是就业，年轻人失业问题和就业预期成为各国政策最迫切的要务。过去两年，随着机器人、3D打印、人工智能等技术影响低技能工作，上述问题已经成为最主要的政治担忧之一。

2014年的关键词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前显然被忽视的风险管理问题。次年，世界银行出乎意料地将目光投向了“思维、文化与行为”，跳出经济学舒适区，进入心理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指出政策制定者能通过考虑经济学之外的因素来促进发展。

过去三年里，世界银行分别探讨了数字化（2016年）、治理与法律（2017年）和学习（2018年）等课题。利用技术加速发展并不是新问题，日益明显的一点是，技术创新与发展导致旧想法和工作流程迅速过时。

在治理问题上，世界银行行长金墉指出了问题所在——我们应当思考的不是“正确的政策是什么”，而是“政策如何改善生活”。不再是从纯粹的技术角度分析发展，而是做政治经济学分析，思考如何做出正确选择并有效实施，这一转变表明，世界银行终于意识到世界是一个复杂的适应性体系，所谓的最优结果并不存在。

最新的《世界发展报告》关注学习，这是发展的核心。但是，教育和学习在很多社会都存在缺陷，导致大量人口陷入贫困和绝望。很多国家大量投资教育，但有时结果并不理想。这份报告由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罗默（Paul Romer，以对人力资本、创新与知识等的论述闻名）牵头，但由于世界银行写作文风之争令该报告蒙尘，并导致罗默被免除了世行发展经济学研究部的领导职务。

我对世界银行报告的看法和罗默一致：这些报告太长，技术性过强，试图美化一切问题。执行摘要就将近50页，令读者一头雾水，无法把握全局。发展领域的实践者知道，多数政府在四年到五年任期内能实施三项主要计划就很不错了。政策制定和兑现必须重点突出并确定优先顺序。

精英阶层承诺太多而兑现太少，因此失去了大众的信任。民粹主义的反噬基本体现了这种情绪：目前的思维方式是牺牲99％民众的利益来维护1％的人的利益。世界银行报告的措辞掩盖了其成员国没有做到造福99％民众这一事实。世界银行应当勇于对权力说真话。

但除非世界银行资源短缺的情况得以扭转，否则将无法做到这一点。该行一直在亏损（2017财年净亏损2.37亿美元），而股东也没有追加足够的资本投入。这很成问题，因为一个困惑的发展中的世界正需要严谨的分析和建议。

过去，条条大路通罗马。今天，我们不用到华盛顿去寻求发展思路。这本身就意味着发展思维已经发生了深远的变化。

（翻译：许杨晶晶，审译：熊静、康娟，编辑：袁满）

（作者为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香港证监会前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