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杨中旭 编辑/朱弢
“全球正在进入影响力投资（亦称社会影响力投资）的时代，它的本质是公益金融。”深圳国际公益学院董事会主席马蔚华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一个新的商业文明正在形成。2017年11月底至12月上中旬，他在多个场合阐释这一理念，12月3日的一场主旨演讲最为系统。
当日，全球公益金融论坛暨2017社会影响力投资峰会在深圳福田召开，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联合国社会影响力投资官员、中国公益领袖聚集一起。马蔚华向《财经》记者详解了“公益向右、商业向左”的新趋势。
2007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提炼出“影响力投资”概念，指一个商业机构同时拥有“良好财务回报和显著社会影响力”。
2009年，全球影响力投资网络在纽约成立，据该组织保守估算，当下全球影响力投资规模约为1140亿美元。2013年，G8峰会成立社会影响力投资专题工作组，该工作组预计，到2020年，全球商业资本将有5％-10％的投资组合致力于影响力投资领域，10％的政府支出运用于影响力投资领域，全球将增加并认证10％的社会企业。联合国在制定可持续发展目标时曾测算，解决全球贫富差距，每年需要3.5万亿美元，政府和慈善机构可以解决其中的1.5万亿美元，尚余2万亿美元的巨大缺口。
中共十九大提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缺口同样不小。马蔚华认为，符合“创新、协同、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的影响力投资是解决社会问题的“金钥匙”。这位招商银行原行长兼CEO表示，管理上市公司与管理公益基金会道理相通，公益金融是弥补基金会专业化不足的最重要手段。换言之，以利润为导向的企业和以解决社会问题为目的的公益组织之间，界限开始变得模糊，公益组织越来越多地运用市场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
这方面，希望工程创始人、现任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冲在最前面，他提出“公益市场化”理念。马蔚华也引用管理学大师德鲁克的话说：所有的社会问题只有变成有利可图的商机的时候，社会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然而，传统公益理念对这一趋势并不认可。三个月前，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院长康晓光撰万字长文反驳徐永光的观点。康晓光认为，人性中“利他”的那一面，才是公益组织存在的基石。
作为实干派，马蔚华不愿过多卷入公益的“左右之争”，他对《财经》记者说，公益组织可以不商业化，但可以用商业的手段、用现代企业的方式来管理公益组织。在他看来，目前的大多数公益组织，在运营时商业效率低下，员工收入低微，管理难度不小。
影响力投资会吸引越来越多的精英，这是一种趋势
《财经》：你离开招行后，选择在公益慈善领域耕耘，这似乎是浪费了企业家才能？
马蔚华：卸任招行行长之后，的确有很多诱人的商业机会，如股权和高薪等，但我谢绝了。财务自由与体面的生活是必要的，我做商业银行高管这么多年，这方面不是大问题。那么，我觉得需要做一些对社会有益、自己又很快乐的事。
2013年5月，几乎在我因年龄原因向招行董事会递交辞呈的同时，壹基金创始人李连杰和执行理事长王石就向我发出了邀请，要我接替周其仁教授，担任壹基金理事长，我没多考虑就答应了。
《财经》：做公益组织，筹资是最大的挑战吗？
马蔚华：最大的挑战不是筹资的艰辛，而是社会不理解甚至误解，还有少数人的攻击，我一度很郁闷甚至愤慨。后来经过认真思考，认为不要管这些议论，关键是要把公益组织做好，可以用当年管理银行的手段来管理公益基金。
管理上市公司和管理公益基金会，有些基本原理是相通的，都是要成本最低，资金效率最高；都是要最大限度地吸收资金。银行是吸收存款，基金会是让大家多捐款。银行的核心技术是风险管理，而壹基金有几百个合作者，资金交给他们，我也需要管理风险。更重要的是，两者都要透明，要内审、外审、信息披露。一个公益组织如果做好了充分的信息披露，质疑的声音就会逐渐消失。
《财经》：几年下来，你是否发现了新道路？
马蔚华：是逐步发现的。做公益，必然要有社会影响力。但多数公益组织的财务状况并不太好。
我认为，公益组织也需要良好的财务回报。2007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将二者合一，称之为“社会影响力投资”，我深以为然。
2017年7月，我去美国考察了影响力投资的几十家企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拜会分管影响力投资的联合国副秘书长。我看到，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影响力投资已经成为一种共识，而且发展很快。越来越多的金融人士，包括华尔街的金融人士，开始进入影响力投资领域。尽管现在影响力投资企业和华尔街之间还有比较大的薪酬差距，但是已经有一些人过来了。影响力投资会吸引越来越多的精英，这是一种趋势。
《财经》：更多金融精英介入其间，意味着公益组织的生存方式会发生巨变，这与传统公益组织更依赖捐赠有很大不同。
马蔚华：公益慈善的形态是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西方在中世纪时，更多是依靠教会、寺庙做救济温饱的慈善。17世纪到19世纪，是传统公益慈善阶段，当时的捐赠随着社会的发展表现出一定的社会性。19世纪到20世纪30年代，工业革命、特别是美国的经济发展催生了现在的基金会，公益开始走向现代发展的阶段。如今，经济全球化、信息化浪潮到来，财富几何级增长，公益也进入了“新公益时代”，特点就是公益和金融的结合。
《财经》：新公益时代能给公益慈善提供怎样的机遇？
马蔚华：解决全球贫富差距，每年需要3.5万亿美元，政府和慈善机构可以解决其中的1.5万亿美元，尚余2万亿美元的巨大缺口，这是影响力投资的新机遇。
我们需要把眼光放到科技革命和金融创新上，更多利用金融的手段、创新商业模式来解决公益的发展问题。苹果公司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市值超过8000亿美元，相当于印尼的国民生产总值；腾讯和阿里的市值也都在5000亿美元左右。这些财富的取得，与全球化、科技革命、金融创新和资本市场密不可分。既然全球化投资扩大了贫富差距，那么在公益领域，同样也可以用影响力投资来扩大公益财富，造福更多民众。
我举两个例子：红杉资本在中国投资了普惠金融业务，中和农信累计贷款的总额已经达到了260多亿元，汇聚140多万贫困户，解决了他们的问题；还有浙江的绿康医养集团，专门服务失能、半失能的老人，他们引进了一个影响力投资，短短三年里把床位翻了几十倍，成为亚洲最大规模的医养结合机构。
传统公益的可持续难题
《财经》：希望工程创始人、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2017年出版了一本专著《公益向右，商业向左》，在公益领域引发了不小的争议。书中，他坚持了一以贯之的主张——公益市场化。随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院长康晓光撰文反驳，认为公益市场化不可取，它忽视了人类的利他性，会把公益事业带入歧途。
马蔚华：我不愿参与这场争论，因为我还是名新兵。以前的那些观点，我不一定都很了解，我也不太想了解。我建议向前看，向世界看，向能解决问题的出路看。
在我接触的范围内，我觉得影响力投资这类新的公益金融是令人振奋的，它是能够让公益事业可持续发展的，传统公益很难可持续发展。传统的公益组织，不能分红。但是，商业管理手段是可以更多运用的。我到了壹基金之后，就结束了那里的种种争论，用的就是现代企业管理的手段。
商业手段与商业化是完全不同的。
《财经》：你的意思是，仅靠捐赠，传统公益组织很难存活？
马蔚华：日子过得不好。也就是说，缺少良好的财务回报。
《财经》：问题出在哪里？
马蔚华：人。目前中国大陆已经有几千家基金会了，但懂公益、懂财务、懂金融、懂投资的公益高管寥寥可数。基金会不能只靠输血，还得拥有造血的能力，才能可持续发展。
公益组织的工作人员，薪酬普遍不高，你总不能让每个人都做活雷锋，家庭的资产负债表也需要可持续，否则，优秀人才从哪里来？只有造血能力强，基金会有更多的收入，有合理的薪酬，才能吸引人才。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2015年11月12日，由我担任董事会主席的深圳国际公益学院成立，发起者是比尔·盖茨基金会、桥水基金、老牛基金会、东方园林等五家知名机构。刚才你来到我们学院时，我和院长王振耀还在给学员上课，他们都是基金会的“后备秘书长”。
《财经》：秘书长们拿着捐赠款去投资，亏了怎么办？
马蔚华：不能因噎废食。每一个公益组织和每一个上市公司都要应对风险，银行是信贷风险、投资风险，家庭是理财风险，壹基金也有合作伙伴运用善款的风险。对善款，如果你一点商业运作都没有，都存银行，基本没多少回报。不光没回报，银行也是有风险的。所有的优秀管理者一定要在风险和收益之间取得平衡——一个银行行长如果不贷款就没有风险，当然，这家银行也就不可能存在了。如果你怕风险，就根本没有利润，就不用做公益组织可持续发展的打算了。
《财经》：如何激励优秀的公益组织管理者？
马蔚华：引入商业管理手段，很重要的一项就是激励和约束机制。商业领域的激励机制，大多可以在公益组织奏效，唯一的区别是，绝对值没有那么高。
华尔街精英现在开始进入影响力投资领域了，他们的佼佼者，在美国能拿到百万美元年薪，虽说比不上在华尔街的千万薪酬，但依然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
影响力投资还缺什么？
《财经》：影响力投资，投资的是私人品还是公共品？
马蔚华：这要看你的资金来源。比如说沈南鹏和红杉资本投资了普惠金融机构中和农信，这是股权投资，不是捐赠，能够形成投资收益闭环，属私人品。如果你投资了一个博物馆，那就是捐赠，因为它属于公益性质。
《财经》：西方有社会企业，不分红，教会医院和学校是代表。影响力投资及其投资的对象显然也是社会企业。
马蔚华：时代在变，过去社会企业不能分红，现在则未必。中和农信也是要给红杉资本分红的。而刚才说到的博物馆，则可以不分红。
《财经》：影响力投资方兴未艾，目前还缺什么？
马蔚华：标准。深圳慈展会从2015年开始进行社会企业认证，但还处于起步阶段；我们深圳国际公益学院于2016年成立了公益金融与社会创新中心，是希望从基础研究角度推动影响力投资标准的建立。
《财经》：西方是否已经存在影响力投资的标准？
马蔚华：美国有“6E”标准，即经济状况（economics）、就业（employment）、赋权（empowerment）、教育（education）、道德（ethics）和环境（environment），通过这六项来考核社会企业。
另外，美国还有一个以社会性与环境性议题为筛选原则的多米尼400社会指数，给社会责任型投资者一个可比较的基准，并可以进一步了解社会责任型评选准则对财务绩效的影响。
关于中国资本市场上的社会企业指数，或者说影响力投资指数，我们正在研究。
《财经》：刚才你提到，全球范围内消除贫困差距存在巨大资金缺口。那么，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还需要做哪些机制上的安排？
马蔚华：1998年，为解决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问题，国务院发布了《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这些原本由国家垄断的公共服务领域开始有一定程度的开放，但如徐永光说：出资人无财产权、不能分红、不能贷款、不准设立分支机构、不予免税的“五不政策”，严重影响了这些领域的服务水平提升。
目前全国有36万家民办非企业单位，准许它们转为社会企业，准许一些社会企业分红，在老龄化社会来临、高质量发展需求旺盛的未来，必将极大地提升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