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迈克尔·斯宾塞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几年前，我写了一本名为《下一次大趋同》的书，讲述发展中经济体如何在收入、财富、健康和其他人类福祉方面“迎头赶上”发达国家。在撰写该书时，我曾计划在书中插入大量数据图表。但一位书籍出版代理人告诉我，使用图表不是个好主意，因为只有少部分人能善于吸收以视觉形式呈现的数量信息。

最近，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史蒂文·平克出版了一本书，记录各项福利的长期积极趋势。总的来说，自18世纪中叶以来福利一直不断改善，工业革命更是带来了福利收益的急剧增长。尽管平克使用了大量图表来展现这一进展，大多数人似乎对此并无知觉。这是为什么呢？

一系列因素导致了数据和感知之间的分歧，而为首的则是人们天生的偏见。其中一种偏见是“乐观差距”：人们对自身境况的乐观程度，往往会比对其他人或整个社会更高。另一种则是所谓的“可得性启发”：人们经常会以最快浮现在脑海中的事例来估测事件发生的频率。

在评估经济和社会趋势时，这两种偏见都会被新闻周期所左右。平克引用的数据表明，自数字媒体和社交媒体问世以来，新闻周期被缩短为几分钟，促使有失准确、耸人听闻、虚假或偏见极深的内容不断产生。负面的消息往往更吸引眼球，这可能是因为它能激发人们内在的负面性偏见。

在发达国家，全球化和自动化已经使劳动力市场和收入分配发生了重大转变。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对经济活动的持续接管可能会维持甚至加速这些趋势。这种全球性的经济和技术力量被普遍认为超出了国家治理结构的控制范围，让人们对政策反应的效力产生质疑。同样，任何国家都无力单独应对气候变化，同时各界也极为怀疑国际社会的反应是否足以抵御灾难。

此外，总体经济数据可以也确实掩盖了一些局部性问题。虽然全球化带来的好处巨大，但它们的分布并不均匀。许多区域和地方经济都遭到了失业和工业部门全线衰退的冲击，这些情况加剧了不平等。平克等学者指出，不平等的增加并不意味着一些次级群体的绝对损失，除非整体收入的增长陷入了停滞。

尽管极度不平等和贫穷在大多数社会都是无法接受的，某些收入和财富差距却被广泛视为市场经济一个可容忍的必然结果。那么真正的问题就变成了，在特定社会中究竟多大差异才算公平——这是一个难以量化的指标。精英体制、透明度和对极端状况的限制似乎是这个问题最突出的方面。

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对经济趋势的看法都会归结为政策反应。如果政策制定者忽视特定地区或部门的损失，那么后果就是民众的愤怒和社会分化——并对经济的运行轨迹持消极态度。当政策制定者为其公民提供充分的保护时，这些观点可能更为偏向正面。

《纽约时报》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清晰地阐述了这一观点，该文章引用了欧盟委员会的一项调查，指出80％的瑞典人“对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应用表达了积极的看法”。另一方面，“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发现，72％的美国人对机器人和计算机即将替代人类的未来‘感到忧虑’。”

在美国，对主要经济趋势的悲观看法，可能部分源自于缺乏适当的政策应对和不太健全的社会安全网。在印度和中国这样的高增长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化和数字技术的态度往往更加积极，这些国家的进步非常明显，数字技术看起来更像是增长引擎而不是威胁。

尽管当今经济和社会并不乏挑战，但不应让它们抹杀积极的长期趋势。而对于那些“不适当”以及可能让事情越变越糟的悲观主义，最佳补救措施只有一个：由科学调查和社会团结共同塑造的、基于事实的有效政策制定。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18，编辑：许瑶，审译：熊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