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2018年3月5日逝世，享年89岁）

贾拥民/文

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许多顶尖的经济学家集中在中科院和社科院，这个群体与中国的经济政策之间，似乎有一种天然的“共生”关系。

如果要探究这种关系的发生史，周叔莲可能是一个较好的样本。

周叔莲1929年7月出生于江苏溧阳市，195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是1949年后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最早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的同学中，还有后来与他合称“经济学界三家村”的吴敬琏和汪海波。

早在高中时代，周叔莲就很喜欢看费孝通刊登在《观察》上的文章，后来也参加了费孝通的江村调查。在1953年进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后，周叔莲成为“更进步”地接受过正统苏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思想训练的年轻一代经济学者的代表之一。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前身是民国时代“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周叔莲进入经济研究所后，先被分配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

1956年他开始研究农业经济问题，撰写了一批论文。周叔莲关注理论建构，同时又强调借鉴历史和实地调查的学术研究取向，应该在这个时候就已形成。

1957年，孙冶方出任经济研究所所长，顾准也在同一时期来到经济研究所担任研究员。这是两个既有极高理论素养，又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学者和重要干部，而且各自开始对自己曾经尽心尽力参与打造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反思。孙冶方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指出“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强调要以利润来调节生产，遭到激烈批判。周叔莲等人被指定为批判孙冶方的“理论反击员”，一起撰写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不容歪曲》一文，称“生产要么是为了利润，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要么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这就是社会主义生产”。

在那个荒谬的年代，批人者人批之。“文革”开始，周叔莲随经济研究所下了干校。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和吴敬琏等人与顾准、巫宝三等老一辈学者的接触多了起来。顾准的思想对他们有重大影响，巫宝三等人则敏锐地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最新发展动向介绍给他们。中国仍在暗夜中潜行，但周叔莲已不再被各种各样的运动所左右，而是抓紧一切机会认真读书、调查、思考，从而为日后的爆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77年，周叔莲在《光明日报》发表《科学·技术·生产力》一文，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找到了理论依据，产生巨大影响。后来，这篇文章于1984年荣获第一届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

同样是在1977年，周叔莲与吴敬琏、汪海波合作撰写了《论社会主义工资及其具体形式》一文，先在于光远组织的全国按劳分配讨论会上宣读，修改后发表于《光明日报》，突破性地提出计件工资、奖金等多种社会主义工资形式，为当年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提供了理论依据。

这几篇文章是周叔莲对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问题多年潜心思考的结果，它们的发表，迅速奠定了他在中国经济学界的崇高地位。此后，他关于经济发展战略、经济结构调整的论述，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周叔莲还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见证者和理论推手之一。从1978年下半年开始，周叔莲着手系统研究国有企业改革问题，此后一直跟踪研究，做出很多理论创见，提出了一系列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的建议。例如，他曾经指出，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发展有五种递进模式：第一种，实行供给制的企业模式；第二种，实行经济核算制的企业模式；第三种，有简单再生产自主权的企业模式；第四种，有经营权的企业模式；第五种，有法人所有权（法人财产权）的企业模式。近年来，周叔莲特别关注的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问题。

有心人不难观察到，几乎在中国共产党每一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公开之后，周叔莲都会写一篇文章，以“××大报告在经济理论上的创新”为题进行解析。有人或许对这种政策注释般的“学术研究”不以为然；但就周叔莲而言，那也许就是对他自己观点的阐释。

（作者为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均衡研究所学术顾问，编辑：臧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