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联涛/文

近日，我在科莫湖参加由意大利智库“Ambrosetti”主办的一个相对小型的会议，地点设在美轮美奂的巴洛克风格埃斯特庄园，环境舒适宜人。但会议气氛却被倏忽而至的美中贸易战所笼罩，尽管称之为大战前的小冲突更贴切——目前为止更多是一种姿态而非实际行动。潜在的担忧在于，随着贸易战来临，是否会给其他各方造成更多的附带损害和冲击。

意大利刚刚从令人困惑的选举结果中缓过劲来——没有形成下一届政府由谁组建的明确共识。匈牙利选举的结果则显示，欧洲极右翼或平民主义情绪正在集结力量。在法国，改革派总统马克龙与铁路工会争斗不已，他试图推进劳动法的重大改革。这让我们想起撒切尔夫人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如何对付英国工会并赢得胜利。

遗憾的是，英国已找不到撒切尔式的人物，只剩一纸“离婚”声明所造成的烂摊子——离婚者手里留下一张金额巨大的账单。一位“大师”令人沮丧地预测，用不了多久，英国就会迎来第一位马克思主义型的首相，他就是工党领袖杰里米·科尔宾。

在香港大学的亚洲全球研究所发表讲话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敦促占据全球经济增长三分之二的亚洲国家，宜“未雨绸缪”。

在她看来，屋顶上已经开了三个窟窿：保护主义、金融和财政风险、社会包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三大漏洞都是应对2007年到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失败政策所造成的后果。发达国家未能妥善照料它们的中产阶级，导致保护主义滋生。全球债务比金融危机前上涨了40％，这是因为各国政府总的来说将钱用于救助银行，或者将更多资金注入无法提升生产率的社会福利和军事开支等领域。而有史以来最低的利率造成巨大的资产泡沫，积累起空前的金融风险。

拉加德女士的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当前的政策制定者们面临一个严峻的选择：要么重复过去的政策，要么绘制新经济蓝图——开放和公平的贸易、更安全的金融体系、惠及所有人的数字革命。

用特朗普的话说：你能同时兼顾清理积水和修补屋顶这两件事吗？

新发布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即制造业在未来是否还能继续创造就业机会？

我一直在说，东亚经济体已经开始抓住新技术带来的机遇，在劳动生产率和收入增长方面取得重大进步。超越中等收入陷阱意味着要推高实际工资，以便企业加大投入，通过技术进步和技能培训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国际机器人联合会预测，到2020年，全球将有300万台工业机器人投入使用，其中190万台将在亚洲运营，中国将占95万台。

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在亚洲的装备速度，意味着非洲、拉丁美洲制造业借廉价劳动力促进经济增长的策略，以及劳动力过剩经济，已开始退出历史舞台。

但为何制造业对增长战略如此重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认为，在许多国家，将制造业作为就业来源已不可恃，尤其是发达经济体。发展中国家服务业提供的就业机会现已开始取代制造业中的就业机会。此一转变是不可避免的“结构转型”。

更重要的问题是，新兴市场是否可以不经制造业的中间阶段，直接跳跃到更高收入的服务行业。东亚的经验似乎证明不能。

人们总容易忘记，香港和新加坡最初都是制造业中心。当香港劳动力变得更加昂贵时，制造业跨境转移到了华南地区，铸就一种互利的局面。今天，中国经济正在通过提供更高附加值的服务，提升其制造业实力。而印度因为缺少这种供应链优势，将发现其转型之路倍加艰辛。

特朗普政府为什么如此关注美国制造业的回岸问题？答案是：当你完全专注于服务业时，就会丧失重要的制造技能，而它们对于新产品、服务的加工与原型机设计至关重要。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深圳已成为世界原型机制造中心，因为那里集聚起一些最优秀的制造业工匠和工程师，可以将一个“点子”原型化为现实存在物。若造不出成品，有再好的想法也将徒劳。

明代中国哲学家王阳明曾提出“知行合一”说，就是说纸面上的知识本身是没有用的，它只有辅助实践才能获得价值。

因此，对于一些经济体有可能绕过传统的工业化阶段直接进入服务业领域的观点，我们应当存疑。正所谓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只有经济学家才能在没有造好梯子之前就修补好屋顶。

（作者为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香港证监会前主席）

（翻译：臧博，审译：康娟，编辑：袁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