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记者 马国川/文 苏琦/编辑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伊始，重点放在国企改革上。但是实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市场社会主义”改革失败，再加上实行高指标、高速度的发展战略，导致总需求失控，财政赤字剧增和经济秩序混乱。1980年底开始按照“缓改革、重调整”的方针调整国民经济，改革面临“山重水复疑无路”境地。

没有人想到，来自社会底层的农民的自发创举，不经意间打开了一个突破口，中国改革从此“柳暗花明”。

一、出路

1977年6月，61岁的万里离开北京，来到合肥，担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本来是要他到湖北工作的，后来邓小平和其他领导人商量说，万里是一个解决难题的能手，让他到湖北，不如到安徽，安徽是一个“老大难”省份。

最让万里震惊的，是安徽农民的贫苦生活状况。这位解放后一直从事城市工作的省委书记发现，“原来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么低啊，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的样子。淮北、皖东有些穷村，门、窗都是泥土坯的，连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想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

那一年，安徽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67%的生产队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占25%。安徽是中国的缩影。1989年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曾经对改革前夕农村状况这样总结说：“1978年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的粮食大体上还只相当于1957年的水平，全国农业人口平均每人全年的收入只有70多元，有近四分之一的生产队社员收入在50元以下，平均每个生产大队的集体积累不到1万元，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

当时中国农民最大的问题，就是怎样才能吃饱饭。由于集体经济没有建立起社员劳动成果与所得报酬正相关的激励机制，人民公社制度还造成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体制”。户籍制度、粮票制度、口粮制度等社会制度的确立，使农民失去了支配自己财产、劳动和产品的权利乃至人身自由。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生产资料由谁供应，直到每月吃多少斤粮食，其中粗粮、细粮各占多少，都一概由公社干部说了算。农民不但没有迁徙自由，连可不可以进城访友购物，都要由村干部批准。没有自由，哪里会有生产力？

（1978 年的安徽省更加困难。这一年全省大旱，粮食减产，许多城市里出现了讨饭的安徽人。当年12月，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秘密决定，实行分田到户。图/视觉中国）

1978年的安徽省更加困难。这一年全省大旱，粮食减产，许多城市里出现了讨饭的安徽人。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年12月，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秘密决定，实行分田到户。那份现在已经被收藏进国家博物馆的“生死协议”上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万一走漏风声，队干部为此蹲班房，全队社员共同负责把他们的小孩抚养到18周岁。”

其实，作为农民的自救行为，上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曾先后出现多次包产到户的浪潮，结果都被无情地镇压下去，当事人也备遭磨难。几乎就在小岗村的农民按下手印的同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仍然坚持“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如果知道了这些历史，后人就不难理解那份协议的“生死”分量，也不难体会小岗村农民的辛酸和悲壮。

奇迹出现了，“包干到户”使小岗村一年就翻了身。1979年，小岗村粮食总产就达到6.6万多公斤，是1966年至1970年5年的总和；油料总产达1.75万公斤，是过去20年的总和；交售给国家粮食1.25万公斤，超额完成任务近8倍，结束了20多年未向国家交售一粒粮的历史。

“蓄之既久，其发也速”。小岗的突破产生了极大的示范效应。到1979年底，安徽省实行包产到组的生产队占总数的51%，包产到户的占10%，增产效果明显。经济学家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有一句名言：“一旦有了投资机会和有效的鼓励，农民将把黄沙变成黄金。”农民获得了部分自主权之后，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粮食增产，很快吃饱肚子。

万里对农民的自发行为采取了包容、支持的态度。可是，当时安徽省委机关议论纷纷，有些人就说，省委在大方向上有问题。还有人说：“毛主席他老人家逝世才三年，就把社会主义的江山糟蹋了！”万里坚决地说：“我们是靠农村起家的，农民是我们的父母，（不能）进了城就忘了娘了！”

1980年春节前夕，万里踏着残雪来到小岗村，看到农户家家储满粮食。村民们在他的军大衣的口袋里装满花生，说以前想送也没有。村民问：“能不能让我们搞三年啊？”万里说：“我批准你搞五年，如果吃官司，我给你打官司去。”

当时“包产到户”还是一个政治禁区，高层领导中也无人明确表态支持。万里是第一位站出来支持农民包产到户的政治家。他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坚定地和农民站在一起。他很清楚，和农民站在一起，就是和人民站在一起。

“要吃米，找万里。”这句新民谣从安徽流传到全国，成为民心的生动写照。

二、博弈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广大农民要求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强烈愿望便不可抑制地迸发出来，多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迅速蔓延。在一些务实党政官员的支持下，四川、贵州、甘肃、内蒙古、河南等地的“包产到户”也有了相当规模的发展。这些开明官员支持了农民，也赢得了农民的衷心拥护。

农村的新动向也引起了北京的关注。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署名张浩的来信《“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对包产到组大加指责，并配发了长篇按语。这在全国实行责任制的地区、特别是在安徽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

万里听到广播，赶紧给各个地委打电话，气愤地说：“不要听那一套，对生产负责的是你县委，对农民秋天以后生活负责的是县委。如果这个变了，影响了生产，农民没有饭吃，《人民日报》给不给他开饭？是跟你县委算账，还是跟《人民日报》要饭吃？”就在访问小岗村后不久，1980年3月，万里调回北京，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农村工作。总书记胡耀邦对万里期望很高，他不无幽默地说：“让万里管农业，是农民推荐的嘛！”这时，安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取得重大成效，“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势不可当，开始在全国许多村庄蔓延开来。

然而，围绕包产到户的斗争并没有平息。在旧意识形态的束缚下，许多官员仍墨守成规，反对农民的制度创新。综观中国近70年政治史，在特有的政治体制下，坚持极“左”者能获得权位，却注定给民众带来伤害。当时有人用“一场拔河比赛”概括1979年至1980年初的形势：那一边是千军万马的农民，这一边是干部。

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上，安徽代表在会上介绍了安徽实行承包责任制的情况，引起了与会代表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包产到户到底姓“资”姓“社”的问题，大部分人对安徽的做法持反对意见。国家农委的领导也表示，要按照中央文件规定办，“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

国家农委主办的《农村工作通讯》连续发表文章，声称“分田单干必须纠正”，公开点名批评安徽。安徽的新任领导人也说，“毛主席他老人家领导我们推翻‘三座大山’，搞社会主义建设，走集体化道路；如今他老人家尸骨未寒，有些人就想否定他老人家领导的集体化道路，搞单干，搞资本主义……”

“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在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说，“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但是，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和政协主席，邓小平的谈话并没有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各省、区、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着重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在会上，“包产到户”激起了广泛的讨论。反对包产到户的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与支持包产到户的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针锋相对。杨易辰说，集体经济是阳光大道，不能退出。池必卿则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当时杜润生已经重返“农口”工作，担任国家农委副主任。这位在上世纪50年代因反对过快过急推进集体化而和邓子恢一起遭多年批判的老干部，善于综合各方不同意见、寻找可妥协空间。在他的努力下，这次对立尖锐的省市区第一书记会议却通过了一个文件，提出对边远山区和贫困地区，“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

从1978年“不许”到1980年的“可以、也可以”，中央文件迈出了一大步。到1980年底，实行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达到15%。不过，有人指责说，包产到户导致农村“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许多地方仍然把承包制视为非法之举，严厉打击。即使实行了承包制的地方，农民也难以安心。用万里的话说，“当时相当作难，可以说动辄得咎。”

三、“上户口”

1981年2月，北京大学招待所，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农发组）成立，主要成员是1977届、1978届的大学生。这是一群关心国家大事、政治上敏感，也敢于冒风险的年轻人。

今人难以想象的是，当时已经是高层领导人的邓力群、杜润生也参加了这个民间组织的成立大会，而且在大会上讲话支持。尤其是杜润生的一番话，迄今仍然被后人不断提起，“农民不富，中国不会富；农民受苦，中国就受苦；农民还是古代化，中国就不会现代化。”

当年夏天，农发组奔赴安徽滁县地区进行农村调查，重点就是小岗村所在的凤阳县。实行包产到户的农民们向他们诉说三年困难时期公社不准他们种地、大批社员外出逃荒饿死的情况，介绍包产到户后的变化，讲述那些动人的农村改革故事。这些经历过上山下乡的年轻人阅历丰富，但是仍然被所见所闻震惊和感动。

回到北京后，农发组的滁县调查报告被送到中央决策层，颇受重视。总书记胡耀邦称赞说：“这是经得起检验的东西。”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则批示说：“这个报告把农村‘包产到户’以后的情况讲得一清二楚。建议各省委书记、省长一阅。”当年冬天，在北京召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农发组的滁县调查报告成为会议上一份系统全面的第一手农村调查资料。

在多方合力的推动下，包产到户的大潮已经形成。到1981年底，全国实行包产到户的社队已近半数。政治时机也开始成熟。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邓小平担任中央军委主席，胡耀邦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不久改为总书记），总理也易人。

杜润生受中央委托，起草《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这位思想解放的改革家既重视来自底层的自发实践，也不拘一格启用人才。他将农发组的骨干吸收到中央文件的起草工作中来，其中有些人还不是党员。有一个历史细节值得回味。在这份文件里，杜润生为了实现包产到户的合法化，创造性地提出“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双层经营”等令人费解的名词。一位年轻人对此颇为不解，杜润生告诉他：“小青年啊，不知道厉害，不说‘双层经营’这句话，是要掉脑袋的。”

文件经过反复打磨，又根据各省意见进行修改，最终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杜润生建议，将这个文件能够安排在新年的元旦发出，成为新年的第一号文件，以便全党、全国重视。1982年1月1日，第一个中央“一号文件”向全国公布。这是一个改变历史的文件。它肯定多种形式的责任制，特别是包干到户、包产到户，深受群众欢迎，全国已经普遍化。它指出，所有的责任制形式，包括包产到组、包干到户、包产到户，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它不同于过去的“分田单干”，更不能当作资本主义去反对。这个文件第一次以中央的名义取消了包产到户的禁区，尊重群众的选择，并宣布长期不变。

在农民看来，这意味着正式给包产到户“上户口”。当时许多地方的农民都担心，共产党的农村政策多变。中央“一号文件”给农民吃了“定心丸”。1982年末，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已占到全国生产队的93%。连一直批判资本主义思想的山西昔阳县大寨村也在1982年底实行了包产到户。同年12月，新修改的《宪法》改变了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农村体制，设立乡政府。这标志着统治中国农村20余年的人民公社制度的正式终结。

从人民公社体制到恢复农民家庭经营，历史绕了一个大圈，又回到了起点。但是通过改革，亿万农民掌握了生产的自主权，生产积极性和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1978年中国粮食总产量为3.048亿吨， 1984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达到4.073亿吨，六年间平均递增4.9%，是1949年以来数量增长最快的时期。农民终于过上了温饱有余的生活。1984年中国政府正式宣布：中国已经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一首《在希望的田野上》唱响全国。这首欢快的歌曲展现了改革后的农村新景象，是一曲农村改革的颂歌。

在美国经济学家科斯看来，中国是通过一系列“边缘革命”，才逐步步入现代市场经济的，“在这些‘边缘革命’中，意义最为重大的变革是在中国经济最为薄弱的环节农业中爆发的”。确实，农村改革绝不仅仅意味着农民吃饱了肚子。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转移到城市非农产业就业，从这时起，中国农民才挤进了国家现代化的门槛。农村改革的成功，既为全国改革提供了经验，也提供了改革的物质基础。

在这个意义上，农村改革是中国改革的真正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