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德福德·德隆/文

到了本世纪后期，经济史学家将2007年的“大衰退”与1929年的“大萧条”比较，将得出两个基本结论。

首先，他们会认定美联储和财政部对2007年危机的即时反应是一流的，而在1929年股市崩盘后作出的即时反应则是末流的。虽然2007年-2008年金融危机的后果是痛苦的；但就产出和就业率的下降幅度而言，它并未重蹈大萧条的覆辙。

另一方面经济史学家们也会指出，2007年-2008年后美国的长期应对手段是三流的，甚至更糟；而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国会和美联储在大萧条之后的回应至少是二流，甚至是一流的。正是新政时期的有力政策，为战后漫长繁荣期的快速和公平增长奠定了基础。

现在让我们参考一些关键的经济数据。美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在2006年达到顶峰，当时正是“大衰退”之前，而2009年时的数据比2006年低5％。但仅仅过了三年，该数值就反弹到2007年的点位。如果我们运气够好，今年的数据会比2007年的峰值高出8％。

相比之下，美国人均国民收入在1929年到达顶峰的四年后，仍比1929年低28％，并且花了整整十年也无法重回这一高峰。换句话说，至少在人均国民收入下降方面，“大萧条”与“大衰退”不可同日而语。

而在生产率的微弱增长方面，两者也无法相提并论。商业周期在1929年到达峰值后的11年中，人均产出增长了11％且仍在迅速增长。相比之下，今年的人均产出仅比大衰退前的峰值高出了8％，而且增长依旧缓慢。

由此看来，在大萧条爆发后的11年中，罗斯福和他的团队不但令美国的人均国民收入恢复到了之前的高点，还将每个工人的产出提高了11％。当历史学家回顾这两个时期时，他们将不得不得出结论：“大衰退”后的相对表现是极为糟糕的。

在为这一令人沮丧的纪录追究责任时，民主党人会指出，是共和党在2010年叫停了财政刺激计划并拒绝重启。而共和党人则拿出一系列令人费解且前言不搭后语的说法，来解释金融危机以来的贫瘠增长。

自然，有些共和党人会指责奥巴马和他那些包括2010年《平价医疗法案》和2010年《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等标志性的立法成就。另一些共和党人则会指责失业者，那些完全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或者那些想要工作但根本没法贡献什么价值的人——所谓的“零边际产品劳动者”。

奥巴马和他的团队当然难逃责任，因为他们在复苏初期实施过不恰当的财政紧缩政策。即便如此，民主党的说法还是包含更多事实。无论如何，紧缩政策都不是事情的全部。当考察那些后续行动时，2007年后应对方案中最令人担忧的一面，在于实施它的人及其继任者们仍不认为该方案是失败的。例如，美联储的政策制定者坚持认为，自己在当时的财政困境下已经尽力了。同样，奥巴马政府的政策制定者们在为自己阻止了第二次“大萧条”而弹冠相庆，并表示尽管2010年中期选举后共和党不断利用其议会大多数地位来捣乱，但自己做出了最大努力。

同时，那些右派经济学家忙于辩称奥巴马政府的财政政策和时任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的货币政策是危险的通胀伎俩。如果我们相信了他们的这套说辞，就会觉得自己有幸摆脱了希腊或津巴布韦的命运。但有研究表明，“二战”后那些缺乏货币或财政空间去应对金融危机的国家，往往会遭遇10％或以上的产出下降。

从上次危机爆发距今已有11年了，下一场危机的到来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一旦危机再度发生，我们能否有足够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应对空间，从而阻止长期性的产出下降？当前的政治环境可没有给人们带来多少希望。

（作者曾任美国财政部助理副部长，现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智库机构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员；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2018，编辑：许瑶，审译：康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