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如何走向双赢——专访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亚洲部主任易明(Elizabeth Economy)

2018-06-04 20:24:58

《财经》记者 金焱/文 发自华盛顿 苏琦/编辑 

5月中下旬,中美两国贸易战的前景随着特朗普政府的多变和反复而左腾右闪,全球化也随之进入关键时期。中美双方好不容易在华盛顿公布了不打贸易战,5月29日画风突变。

白宫发布了策略性声明,特朗普总统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500亿美元商品征收25%的关税,其中包括与“中国制造2025”相关的技术,有关清单将在6月15日公布。这是迄今为止美国政府在加征关税上给出的详细时间表。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亚洲项目主任易明(Elizabeth C.Economy)在5月中下旬也迎来了繁忙季节,她在开始新书“The Third Revolution: Xi Jinping and the New Chinese State”的签售活动,这本书事关中国,也事关全球化。同时,她的女儿也从高中毕业,迎来新的人生。

易明对《财经》记者指出,这一轮贸易谈判为双方争得了些许时间和谈判空间。中美谈判唯一的胜利是美国和中国没有身陷在贸易战之中。 在易明看来,中国在贸易和朝鲜问题等方面低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决心,没有理解减少双边贸易逆差这个首要议题对特朗普的重要意义。她说,这是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做下的承诺。在中国和亚洲方面,减少美中贸易逆差和朝鲜半岛无核化是他明确表达的两个重点外交政策。

展望未来,易明眼中的中美双赢局面包括:中国一次性大量购买美国商品以示其良好的意愿,然后分阶段消除非市场化的贸易壁垒、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 双边投资协定可能是这个等式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它将允许美国企业与其中国同行公平竞争,中国经济也会由此获得更多市场经济固有的效率。

易明说话很坦率。她指出,中国一方面把自己定位为全球化的领军人,另一方面控制资本、信息和商品在中国和外部世界之间的流动,这是当今中国最大的自相矛盾之处。

在贸易领域,中国始终在自己的贸易规则中发挥作用,尽管在国际体系中有世贸组织的存在。尽管承受了国际社会的压力,过去15年来,中国在经济改革和经济开放方面未取得重大进展。从“中国制造2025”,到国有企业改革的停滞不前,以及未能签署全球政府采购协议,都说明中国政府不断地希望保护其经济免受外国竞争的冲击。 如果不加以改变,中美贸易摩擦在双边关系中造成深远裂痕的可能性更大。

中美权宜之计

《财经》:中美新一轮贸易谈判日前在华盛顿结束,它被外界解读为中美间贸易战进入休战阶段。在你看来,休战传递的信息是中美胜败已分了吗?谁输谁赢呢?

易明:唯一的胜利是美国和中国没有身陷在贸易战之中。这一轮贸易谈判为双方争得了些许时间和谈判空间。 然而,现在来宣布任何形式的胜利都还为时过早。我们还不知道实际交易的任何条款。

事实上,特朗普总统表示,美中贸易协议可能难以谈成。 在美国,特朗普总统点燃了整个社会的期望,认为在减少双边贸易逆差、窃取知识产权和“中国制造2025”等问题方面,他会取得重大突破。现在人们在翘首以盼特朗普一一兑现。

《财经》:特朗普威胁要对进入美国的中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除非中国在2020年前减少对美国的贸易顺差2000亿美元。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这个提法违反了经济学定律,不合情理。你怎么看这个问题?什么是缩小中美贸易差距更有效的方法?

易明:对熟悉美中贸易情况的人们来说,他们对美中贸易逆差实际规模的关注,远不及对美国公司获得公平竞争环境的关注。 很简单,如果中国消除市场准入壁垒,取消对国有企业的补贴,不再窃取知识产权,放弃强制转让技术……在双边贸易关系中,我们很有信心美国企业将很有作为。

坦率地说,问题的症结是中国不准备就上述问题采取切实的行动。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总统团队沦于要强化美中双边贸易赤字的绝对减少。

《财经》:话说回来,就是中国想买,短时间内美国经济也根本无法为中国提供足够多的新商品。那么最终,中美之间怎样的结果算是双赢的结局?

易明:双赢的局面包括,中国一次性大量购买美国商品以示其良好的意愿,然后分阶段消除非市场化的贸易壁垒、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双边投资协定可能是这个等式中一个重要因素,它将允许美国企业与其中国同行公平竞争,中国经济也会由此获得更多市场经济固有的效率。

《财经》:在购买美国商品上,特朗普在推特上说,“根据中美两国潜在的贸易协议,咱们美国伟大的农民能有多少产量,中国就会买多少美国农产品。”虽然这可能是特朗普的浮夸之辞,但中国将向美国农产品和能源放开市场。这是一个有颠覆意义的举动吗?

易明:这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它让特朗普能在美国国内获得一些政治支持,同时在中国国内也避免了进行更多结构性改革。

《财经》:贸易战也好,让美国再次伟大也好,说穿了都是希望强大美国的经济。在这一点上,美国经济正确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易明:美国经济的解决方案是认真对待未来的新兴产业和新兴服务,不仅要培养有才干的科学家和商业人才,还有那些帮助开发和制造未来产品的人才,例如在自动驾驶汽车方面的人才。试图走回头路,支持陈旧的技术和煤炭等夕阳产业往往不利于美国向前发展。

《财经》:很多人搞不懂特朗普到底想从中国得到什么,怎样做才算实现了美国利益最大化?

易明:对中国而言,美国此时最好的举措是与北京推进双边投资协定,并重新回归《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双方达成谅解,一旦中国实行必要的结构性改革,就可以加入TPP。美国最好由有那些执行能力的机构和相关协议来具体负责编纂原则和实践。

贸易规则之争

《财经》:在中美关系紧张的背景下,美国舆论对是否应把中兴问题放在美中贸易谈判的范围内争论不休。你如何理解?

易明:在美国理解中兴通讯案很简单:中兴通讯故意违反法律,不仅威胁到美国的安全,也对全球安全带来了威胁。中兴没有履行承诺采取行动解决问题、解雇相关员工和高级管理人员,因此理应面对进一步制裁。

中兴事件在贸易谈判中纠缠不清,因为在它被惩罚之际,围绕关税问题的贸易战威胁也同时展开;而且,中国方面显然把放松对中兴通讯的制裁附加在中美贸易谈判的条件中。现在的问题是,为得到其他潜在的贸易收益,特朗普表明愿意忽略中兴通讯的违法行为。从美国国会和许多观察家的角度来看,这非常荒谬;与此同时,许多美国人可能没意识到,一些美国企业可能也在游说特朗普,让他改变主意,因为中兴通讯是一个好客户。

《财经》:在中兴问题上,特朗普非常高调地把立场放软,结果国会通过一份修正案,限制总统放松对中兴的制裁。在美国的分立制衡制度设计中,最终谁有裁决权?

易明:美国分立制衡制度的美妙之处在于,美国政府的几个分支中没有任何一方是强大的,它们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至于最终谁有裁决权要看具体问题,以及不同问题不同的考量,或政治程序的不同阶段。现在特朗普当政的政府对这一制度的考验每天都在上演。

《财经》:对中兴制裁的大背景是,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制裁,对中国相关行业发展的遏制,你怎么看中美之间不断升级的竞争?

易明:从美国的角度看,中国仍未被视为一个软实力彰显的国家。中国融合了经济大国与军事大国的特征,这意味着中国带来的挑战是全新的挑战。幸运的是,世界并未分化为美国和中国,尽管有时候看起来有这样的分化。其他很多国家也至关重要:英国、日本、印度、德国、法国和澳大利亚等,他们在经济上具有竞争力,有强大的创新部门,是夯实国际关系准则、构建游戏规则的利益攸关方。 虽然中国和美国可能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强国,但只有当多边影响力最强的时候,它们运转的效果才最好,其他国家也能帮助限制这两个国家最坏的本能;另外,其他大国的崛起对填补特朗普政府留下的全球领导力空缺也至关重要。鉴于在维护全球化原则和担当全球责任方面中国依然很弱,所以中国还不能填补领导力的空缺。

中美不同于日美

《财经》:中美之间这一轮贸易摩擦让人们联想到,上世纪80年代,美国利用其强大的综合国力通过贸易、金融、汇率等手段和日本交手的历史。你会把日美贸易战与中美贸易战相提并论吗? 易明:目前美中贸易摩擦与美日20世纪80年代的贸易摩擦相比,至少有两个显著的差异。

首先,美中双边经济关系在广度上跨度更大,牵扯到的供应链范围很大,这意味着很多国家可能会因美中贸易战而受到重大影响,因此美中贸易战的连锁效应要远远大于20世纪80年代。

另外,美国和日本那时和现在都是盟友。因此贸易战尽管激烈,但盟友的意识一直很强并支撑着美日双边关系总体强劲。双方彼此都心照不宣地将贸易战控制在某一个领域。美中关系没有同等程度的总体信任和共同目标。因此,美中贸易摩擦在双边关系中造成深远裂痕的可能性更大。 《财经》:美日贸易战是在《广场协议》签署的背景下爆发的,中美贸易战则把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进入主流贸易体系作为节点。你提到美国在中国加入WTO后,对华政策其实应当更激进?

易明:我认为美国等国家在起诉窃取知识产权的行为上本应更积极进取。跨国公司往往害怕把事情搞得众人皆知,它们不想冒犯中国而受到惩罚,从而把市场份额拱手让给竞争对手。现在窃取知识产权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对一些跨国公司来说,冒犯中国不再是一个问题。

尽管如此,如果当初我们更激进一些,也许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窃取知识产权已成为美中双边关系中重大摩擦的祸源。 展望未来,我认为应把窃取知识产权问题作为一个多边议题,那些窃取知识产权的企业应被禁止在其他国家进行商业活动,以防它们用偷来的技术或信息在其他国家做生意。

《财经》:从汉密尔顿开始,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一直是美国历史的一部分。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有什么不同?

易明: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有几个要素。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特朗普与生俱来的长期个人观点:在推进自由贸易和全球增长的名义下,此前的美国政府总在一些“不良贸易协议”上吃亏,心甘情愿地把美国的利益从属于其他国家的利益;此外,特朗普的政治基础包括了美国社会涉及商品生产和贸易的广大领域,而非服务领域。

那些领域未被他的前任们、他之前的美国总统们重点关注过,因而在经济上遭受了打击。因此特朗普试图用保护主义支持他的政治基础。 最后,他生就是一个做交易的人。不管此前怎样,他深信最终他能很简单地谈下来一个更好的交易。

《财经》:特朗普对中国的态度很强硬,结果中美双方如今都同意扩大市场而不是关闭市场。特朗普如何成功地对中国推进他的议程?

易明:特朗普的谈判策略非常灵活。交易只有到最后完成才算是完成了交易。在特朗普执政的前18个月中,他对中国采取了各种不同的方式方法:甜言蜜语地劝诱、威胁、哄骗、赞美和惩罚。他的经济团队中各种不同的声音,各自推动不同的方式方法;一种方法若不奏效,很简单,他就转而采用另一种方法。虽然目标相对来讲始终如一,但战术却能迅速切换。 这导致他的谈判风格具有极大的不可预测性,也使理解他的所作所为变得非常困难。

《财经》:你提到,中国人相信他们不仅有能力,更有意愿和企图在打造发展规则方面与美国一起发挥作用,这如何影响了中美贸易关系?

易明:在很多方面,中国人越来越自信于中国是“超级大国”,而不仅仅是“大国”或“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种转变在人权或互联网主权方面的体现比在贸易领域更明显。 中国始终在自己的贸易规则中发挥作用,尽管在国际体系中有世贸组织的存在。

当中国推动经济改革的方式与市场经济相一致时,在一定程度上它是外部压力的结果,但更重要的是内部中国改革者的存在,他们成功地灌输了市场的效率和竞争性能更好地服务中国的利益,而不是保护主义和国家主导的经济发展。 尽管承受了国际社会的压力,过去15年来,中国在经济改革和经济开放方面未取得重大进展。

从“中国制造2025”,到国有企业改革的停滞不前,以及未能签署全球政府采购协议,都说明中国政府不断地希望保护其经济免受外国竞争的冲击。 这也是为什么欧洲和美国抵制中国在WTO规则的指引下,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努力。 同时,我想指出,由中国倡议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很好的正面例子,北京既在全球起引领作用,且是在全球已成建制的借贷和投资管理实践的规则指引下进行。

(实习生邢鹤馨对此文亦有贡献)

金焱/文
中美 亚洲 美国 专访 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