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 马国川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18年6月）

臧博/文

读近代东亚的历史，人们不禁会感到疑惑，中国与日本这两个所谓一衣带水的国家，几乎同时被置于“西力东渐”的历史变局，为何走进了两种不同的历史境遇？这也是东亚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常新课题，中外史家各展其技，对此提出了种种不同解释。马国川先生的新著《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则以近代日本人物研究为主线，以思想史的进路接榫比较史学的研究格局，给出了解答这一问题的新思路。

《国家的启蒙》探讨日本明治维新的缘起，及其后续发展给日本近代历史带来的深远影响，并借此观照同期被西人以铁血手段叩关而入的中国，探寻其何以走上了另一条转型路径。

“启蒙”一词具有丰富的蕴涵，其在欧洲的思想原型，以告别蒙昧为其核心精神。正因为此一原因，胡适不大愿以“启蒙”来指称新文化运动，而更乐于称其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本书以启蒙为题，若沿这一思想脉络观察，则似乎暗示明治日本的首要历史使命亦是告别愚昧与黑暗，追求进步与光明。而明治日本之所以能走上这条康庄大道，如作者所一再论及，离不开明治时代思想界与政界诸位贤达的远见与睿智。

本书用文学式的细腻笔触，以思想史的宏大视野，生动评述参与合奏“明治变革进行曲”的诸多思想巨匠和政治英豪，可以说是明治维新诸贤的“群英谱”。昂首居于这一谱系首位的，自然是日本近代史上百科全书般的思想家福泽谕吉。作者对福泽谕吉思想结晶的体认与点评是本书众多亮点之一，值得细加品评。

“雁奴”

对于一个处于大变革年代的国家和社会，实现跨越式转型的前提和基础必然是思想意识的觉醒及蜕变。就明治日本而言，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们，通过思想意识的开放，勇于接纳西方智识资源，从而成为日本近代社会走向现代化的领航员和引擎阵列。福泽谕吉是他们当中的急先锋。

在旧有的幕藩体制下，日本臣民通常只知有“藩”不知有“国”。但自从1853年在美国军舰威胁下被迫开国，日本与西方国家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幕藩体制难以为继，日本的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空前加深。借助于这种外部压力刺激，日本国民意识逐渐萌芽——在排斥外来势力侵略和对抗欧美列强的共同意识支配下，萌生了近代早期的民族独立意识。但民族主义思潮也随之高涨，日本政局受此冲击，迸发出“攘夷”浪潮，令有识之士深感忧虑。

福泽谕吉尽管感到恐惧，但其价值观并未受到丝毫动摇：“讨厌锁国，更讨厌那守旧的门阀制度的无礼压制。”“如果试图阻止文明的入侵，日本国的独立也不能保证，因为世界文明的喧闹，不允许一个东洋孤岛在此独睡”。

“攘夷”者们一方面不会理性对待自身传统，看不到自己民族的文化乃至政教制度之不合时宜，更不懂得对本国传统进行改造，主动拥抱当时以科技、文化为代表的世界发展主潮；他们只是盲目地仇视西洋名物，仇视主张引进西洋文化的日本人，一些地方甚至发生刺杀有西化倾向者的流血事件。

这一动荡局面引发福泽的反思——为何明治维新推行已经数年，底层社会的同胞仍然如此蒙昧。他深感自身责任重大，于是立下宏愿，推动社会启蒙。

此后，福泽谕吉笔耕不辍，先后写下一系列文章，抨击封建社会的身份制度，提倡自由平等、婚姻自主等进步思想。又组织“明六社”，以逐渐改造国人的思想风貌。他在《明六杂志》这块阵地上不懈地猛烈抨击封建制度与封建意识形态，大力宣传启蒙思想。从一定意义上说，福泽谕吉通过上述工作塑造了日本近代思想文化界的新风气，堪称日本近代启蒙运动的缔造者。

福泽谕吉淡泊名利，一生甘当“雁奴”。所谓雁奴，即群雁聚集夜宿时，较大的安居中央，较小的在外围司掌警备，即为雁奴。福泽谕吉倡导“学者雁奴论”，认为真正的读书人都应该有做雁奴的决心和意志。

作者由对明治时代日本知识分子的观察而得出结论，追赶型国家里的知识分子，肩负的一个重要历史使命就是衡量和审度本国在这条道路上已经走到了什么程度，并不断鼓与呼，提醒国家要走正确的道路。

福泽谕吉吸收西方启蒙思想家的自然法理论、传统儒学的天理观与日本传统伦理文化的思想资源，并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从而形塑出自己独有的广谱式启蒙思想，其中有些成分已经超越他所处的时代，并在此后日本历史深处产生回响。正因为此，他才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

比如，本书作者便敏锐地意识到，福泽谕吉在启蒙的工作中，已经甩开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提出了民权思想：这位19世纪中叶的日本知识分子“吸收了西方的社会契约论，提出要使国民和政府的力量相对均衡”。不仅如此，福泽谕吉的民权思想已明显表现出非传统的近代化因素。后来日本的自由民权运动、大正民主主义运动，乃至战后日本民主主义思潮，均在不同程度上承接了福泽民权思想的余绪。在《劝学篇》中，福泽写下了“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这等饱含自由平等情怀的语句，今日读来仍掷地有声。

在福泽思想的中心区域，尽管国家的独立与民族的自强是至高目标，但他没有将国家利益与自由、独立等民权思想对立起来，而是通过区分政权与国权的概念，以避免自由、独立等价值被彻底否定，并力争两者的统一，显得弥足珍贵。福泽谕吉很早就发现了“个人”，在其著作《劝学篇》中强调：“一人之自由独立关系到国家之自由独立。”胡适也说过类似的话，“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但那已经是80年后。

在作者看来，福泽谕吉是一个身负启蒙神圣使命的多面巨匠：他第一个开眼看世界，有如魏源；译述西方经典著作，引入近代文明，有如严复；办报纸、新民德，有如梁任公；办大学、育人才，有如蔡元培。他脸上刻满沧桑，眼中充满忧虑，却达成了上述诸人无法达成的目标——引领祖国踏上通往现代文明的坦途。

国家到底向何处去

在近似的窘迫形势下，中日两国都面对着“国家到底向何处去”这个终极问题。福泽谕吉给出了他的回答。在《劝学篇》付梓的同一年，福泽谕吉出版了对日本走上现代化道路产生深远影响的《文明论概略》，一举提出自己的“文明观”，并借此回应了“日本向何处去”的时代命题。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文明”观念暗含着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元素——它与欧洲殖民扩张相伴随，传播到世界各地。福泽“文明观”的主要思想源泉是法国人基佐和英国人巴克尔的文明论说，尽管他承继基佐的思想衣钵，并对其进行了创造性的本土化改造，但仍未能将这种强势文明论、文明阶段论的意识形态杂质完全清除，从而为日后人们对他的种种误解留下引线。

在福泽看来，一国文明程度的高低，可以用人民的德智水准来衡量，世界各国分为野蛮、半开化和文明三种。“福泽谕吉断定，西洋文明为当时的最高文明，日本落后于西方，所以主张日本挣脱儒教主导的东亚文明的束缚，努力学习西洋文明，以便迎头赶上并最终超越西洋文明。”福泽在这里明确宣示日本要挣脱儒教，奔向西洋文明。后世学者为之争执不休的“脱亚论”，在这里已呼之欲出了。

1885年，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发表“脱亚论”，标志着“脱亚入欧”思想面世，尽管这个说法并非福泽首次使用。此文被认为是日本思想界对亚洲的“绝交书”，从而在中国、朝鲜引起强烈反响。至今中国主流学界对《脱亚论》仍多持批判态度。福泽谕吉更被许多学者视为对亚洲邻国轻蔑无礼，是一位种族歧视主义者。

但作者没有人云亦云，而是爬梳史料、勤加思索，提出人们在很大程度上误解了福泽谕吉：福泽谕吉批评的是当时东亚的其他封建政府，并不是要贬低其民族本身。至于要“脱亚”，是指国民精神“脱离当时亚细亚的顽固守旧，向西洋文明转移”。

“脱亚入欧”本身的含义在后来的历史发展脉络中，客观上具有了某种开放性和变动性。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如作者所述，强调日本脱离落后走向文明。需要区别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崛起之后，其所主张的“脱亚入欧”则更多强调日本加入欧洲列强行列，并以欧洲列强的行事方式面对亚洲邻邦。

有论者以后见之明，反推历史逻辑，将板子打在福泽身上，不论有无道理，至少有值得商榷之处。

在福泽的文明观和“脱亚论”之中，“亚洲”视角在政治上和思想上都是审慎的。如同竹内好所说，福泽“提倡文明，但他不是以欧洲的眼光眺望世界。以他的亚洲观，亚洲是‘非欧洲’，或者说，亚洲是被欧洲蚕食的地区。仅仅将‘脱亚’从这种鲜活的亚洲印象抽离出来的话，就错失了福泽谕吉的本旨”。而日本军国主义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在意识形态上号称将“亚洲”视为一个实质共同体，而在行动上却对亚洲国家侵略蹂躏，其论说不管怎样冠冕堂皇都是空洞而虚伪的，不能与福泽的论调相提并论。

史家的技艺不论如何变换，求真当为根本指针。被誉为“近代史学之父”的兰克有言“如实直书”，意指历史书写要客观公正、摈弃偏见，尽力还原历史本来面目的“求真”才是至高境界。

作者书写《国家的启蒙》，行文客观不带偏见、不避争议；对历史事件背后的逻辑，既有冷静客观的观察，又不乏以史为鉴的现实情怀，实为良史。

（作者为本刊文化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