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否可以从奈保尔对小人物的描绘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我们的世界是否会因为少一位毒舌，变得更好？

徐德林 | 文

当地时间2018年8月11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印度裔流散作家维·苏·奈保尔（V.S.Naipaul）在家中安详离世，享年85岁。

毋庸置疑，奈保尔是值得纪念的，因为他的去世就像印度总理莫迪等人所指出的那样，不但是英国文学而且是世界文学的巨大损失，但同样毋庸置疑的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或者将来，要为奈保尔贴上任何标签都绝非易事，毕竟，他的一生漫长且辉煌，无时无刻不在呈现人的两面性，“一半是天才，一半是恶棍”，淋漓尽致地展现他作为公众人物的争议性。

奈保尔是一个勤奋而杰出的写作者、天赋异禀的小说家、不可忽视的战后英国文学史人物。

但另一方面，一如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的如下声明所暗示的那样，“我们评奖只看他的作品，不管他的人品。我们爱他的作品，但绝不和他交朋友”，奈保尔人品不佳，有着一些很难不被人诟病的瑕疵，比如冷漠无情的丈夫、乐此不疲的嫖客、恬不知耻的性虐待狂、斤斤计较且尖酸刻薄的文人等。

所以，那些意欲为奈保尔盖棺定论的人，不妨从奈保尔的遗孀纳迪拉·奈保尔给他的“定论”着手：“他因取得的一切成就而成为巨匠……他去世时，周围都是他所爱的人，他的一生充满了奇妙的创造力和不懈努力。”

可以说，此间的奈保尔夫人是客观真诚的。

清苦的日子

1932年，奈保尔出生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一个印度婆罗门家庭：他祖父1880年作为契约劳工从印度北部漂洋过海来到了这里。

奈保尔的父亲是包括宗教在内的印度文化的“逆子”，即对宗教他并不像周围的印度裔居民那样有很深的迷恋，而是敬谢不敏，相反对英国文学却兴趣浓厚，终生怀抱作家梦。

受父亲的影响，奈保尔从小就耳濡目染了莎士比亚的《尤利西斯·凯撒》、狄更斯的《雾都孤儿》等英国文学名著，对英国文化充满了向往，而且立志当作家，一如他曾直言的那样，“当作家的抱负是父亲给我的”。所以，不难想象，奈保尔1950年中学毕业时因为获得了政府奖学金，加之父亲的“不要怕当艺术家”的鼓励，毅然离开了特立尼达这座“大海中最可笑的小岛”，只身前往牛津大学修习英国文学。

在牛津求学期间，奈保尔有幸从大名鼎鼎的托尔金那里得到了“没有原创性的作家毫无前途”的人生指导，看到了自己身上有“（英国）贵族的所有品质”，但我们必须知道，在其向家人撒下的“深感幸福”“英格兰真是令人愉快”等善意的谎言背后，隐匿的是奈保尔初到牛津时的苦涩不堪的生活，“一个人第一次来到牛津，不去逛书店，而只是谈论钱的问题：他只有那么一点钱，而他需要的又是那么多，你能想象这种情形吗？”奈保尔因此饱受了孤独和抑郁的折磨，甚至有过一次自杀——他打开了煤气，但中途管道断了气。

大学毕业后，奈保尔没有像父亲所希望的那样回到特立尼达，而是选择了留居伦敦，因此再次经历了一段相当清苦的日子：找工作时因为移民身份饱受歧视，住地下室，不得不靠妻子教书来维持生计。

对此，奈保尔后来有过这样的描述:“经过一番奋斗我才来到这里，但它又不是我的世界中心，我被骗了，而我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直到后来成为BBC广播员和《新政治家》书评人，奈保尔才在妻子的鼓励下，在工作之余开始认真的文学创作，但又不知道写什么。“在我们经历了特立尼达岛内的多次迁徙之后，在我的英国之行和牛津生活之后，那是我——在两次尝试写小说都失败之后——坐在兰厄姆酒店那间自由作家房间里的打字机前，试图再次成为一个作家时，脑海中出现的故事。那天下午，幸运眷顾了我。”于是，他写出了处女作《米格尔街》的开篇：“每天早上，海特起床后，便骑在他家阳台的栏杆上，朝对面喊道：‘有什么新鲜事吗，博加特？’”

《米格尔街》是奈保尔用五周时间完成的一个短篇小说集，其素材源自奈保尔的童年经历，其中的17个平行展开的短篇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相互穿插，形成了一个纵横交互的结构。或者借用评论家的话来讲，《米格尔街》糅合了契诃夫式幽默和特立尼达岛民即兴编唱的小调，确立了奈保尔作为幽默家和街头生活作家的地位。

不过，我们必须知道，首先，收到书稿的出版商安德烈·多伊奇虽然非常欣赏奈保尔的才华，但又担心一个特立尼达无名新人的短篇集没有销路，于是压下书稿，转而鼓励奈保尔写长篇，即面世于1957年的《灵异推拿师》（又译《神秘的按摩师》）——奈保尔正式出版的第一部作品。其次，奈保尔接受多伊奇的条件纯属迫不得已，一如他2002年告诉传记作者帕特里克·弗伦奇的那样：“多伊奇是个愚蠢的人，真的没文化，他给我造成很多痛苦。”

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奈保尔几乎每年都有作品推出，先后发表了《毕司沃斯的房子》《自由国度》《河湾》（又译《大河湾》）《非洲假面剧》以及“印度三部曲”等数十部作品。这些作品所表征的是一种独特的“奈保尔风格”，以及奈保尔何以凭一己之力拓展文学疆域，促成了奈保尔与石黑一雄和拉什迪并称“英国文坛移民三雄”。

毒舌与游记

纵观其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创作，奈保尔的作品可以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米格尔街》为代表的追忆往事性质的家园小说，第二类是以“印度三部曲”为代表的游记，第三类是他最为热衷的半自传性质的写作，比如《抵达之谜》。此间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奈保尔可谓是一个左右开弓的写作者，但从他获奖尤其是获得诺贝尔奖的角度来看，“奈保尔是一个文学世界的漂泊者，只有在他自己的内心，在他独一无二的话语里，他才真正找到了自己的家”，差不多占据其作品半壁江山的游记尤其引人瞩目。

奈保尔的游记不是那种简单的所游所记，而是对所到国家和地区的文化、社会、政治和历史的精确观察和描述，是对他所游历的那些世界文明冲突地带的历史和现实进行深入思考和犀利批判的文化著作，拓展了一般游记的概念，把游记这种文体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研读奈保尔的非虚构性游记作品是全面了解其文学世界的一种必须。

众所周知，20世纪60年代以降，奈保尔经常在世界各地旅行，穿越过加勒比、非洲、两河流域，以及他的祖籍之国——印度，写下了关于这些地区的游记。1962年，奈保尔出版了长篇游记《重访加勒比》（又译《中间通道：对五个社会的印象》），第一次展示了他的游记创作水平。在这本描述加勒比地区五小国历史、文化和现实政治与命运的游记中，奈保尔毫不掩饰地批评了这些国家在摆脱旧殖民主义者之后，所选择的道路并没有给人民带来幸福和安宁，殖民主义者英国、法国和荷兰留下的文化、政治和经济后遗症不但随处可见，而且没有消退的迹象。

在奈保尔的游记中，最为人熟知和称赞的无疑是他的“印度三部曲”，即分别出版于1964年的《幽暗国度：记忆与现实交错的印度之旅》，出版于1977年的《印度：受伤的文明》，出版于1990年的《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它们是奈保尔多次到印度进行深度观察并以大量的历史材料作为素材所构筑的宏篇巨制。

1962年，奈保尔第一次踏上印度的国土，在印度主要的城市游历，并且回到了他祖父的故乡。但是，所见所闻令他感到失望和震惊，印度的落后、贫穷、愚昧使他感到了疏离，进一步感到了愤怒。于是，他以尖酸刻薄的语调书写了自己对祖籍之国的这种恼恨。

1975年，甘地夫人颁布紧急状态令，奈保尔再次来到印度，经过一番观察体验，他写出了《印度：受伤的文明》。他以印度文明的成因为起点，详细呈现了印度现实的独特境遇，逼真地描绘了印度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困境与文化上的尴尬和无所适从。1988年，奈保尔第三次来到印度，以一个聆听者的身份采访了大量当地人，记录下他们的声音，写成了对印度现实和历史的口述之作《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这个关于印度的系列游记是奈保尔花了近30年时间完成的，其主线是他自身的游历，但同时也关乎小说的技巧；他在印度历史和现实之间的自由穿梭，赋予了游记巨大的力量。

当然，奈保尔的游记还有很多，而且同样备受关注，比如《超越信仰》（又译《不止信仰》）《失落的黄金国》《非洲的假面剧》等。透过这些游记，我们可以看到，奈保尔始终是在以一个“局外人”“旅行者”的身份与视角去观察这个世界，毫不遮掩地展现其足迹所至之地复杂的矛盾冲突，描绘这些国家在文化上的撕裂感和走向现代化的艰难，因而可以让人看到一块块被遗忘的大陆的文明与痛苦，“驱策人们从被压抑的历史中探寻真实的动力”。这样一来，在很多评论家看来，奈保尔既是最会写游记的诺贝尔奖得主，也是不折不扣的“毒舌”，虽然他本人曾宣称，“别人怎么看我，怎么说我，根本就无所谓”。

行文至此，笔者不禁要问，我们是否可以从奈保尔对小人物的描绘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我们的世界是否会因为少一位毒舌，变得更好？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首刊于2018年9月17日出版的《财经》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