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海斌       

中国社保制度的特征是广覆盖、高费率、低福利。改革社保制度，降费率、强征收是必然方向。

从明年开始，社保缴费将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这则消息最近引起了在征收加强后小微企业社保缴费负担将显著增加的担忧，也引起了对于社保费率过高的热议。就我国的社保缴费改革问题，回答以下几个问题可能有助于厘清一些概念。

首先，中国的社保费率高不高? 答案毫无疑问是肯定的。中国规定的社保费率（包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占工资比例在40％以上，其中企业大约交纳四分之三，个人交纳大约四分之一。社保中养老保险是最大的一块，包括企业20％和个人8％的缴费费率。在全球最大的20个经济体中，中国的社保费率排在第二，仅次于法国（51％）。

而与中国社保费率接近的第一梯队国家主要是欧洲的高福利国家（如意大利40％、德国38％、西班牙37％）。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社保制度的特征是广覆盖、高费率、低福利。而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另一组数据，以企业利润作为分母的话，中国社保缴费的负担在全球189个经济体中排名第12 ，在最大的20个经济体中排名第二。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社保费率那么高？从某种程度上，这与社保缴费中少缴漏缴的现象有关。根据2018年《中国企业社保白皮书》调查结果显示，社保缴费合规企业仅占27％，32％的企业按照最低标准缴费。而在城镇职工社保体系的设计中，除个人账户部分是缴费确定型（退休金数额取决于个人缴费总额）， 基本养老部分是待遇确定型（退休金数额根据缴费工资与平均工资的比率以及缴费的年限计算得出）。待遇确定型部分存在明显的交叉补贴现象，也就是高收入人群的养老金领取低于其雇主的缴费总额，用以补贴低收入人群的养老金领取（高于其雇主的缴费总额）。当大部分雇主选择按最低标准缴费时，由于交叉补贴的消失使得所有人的平均缴费费率上升，否则养老金将出现入不敷出的后果。

经济学理论中的柠檬问题描述的就是这类现象，即在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会导致市场的逆向选择。一个类似的例子是保险市场，通常风险低的客户购买保险的意愿低，而风险高的客户更倾向购买保险，而当高风险的客户成为购买主体时，保险公司将被迫提高保险费率。

我们根据养老金的整体缴费情况做个简单的推算。2017年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总人数为4.03亿，其中2.93亿为在职职工（缴费人员）。2017年养老金缴费收入为3.42万亿元，也就是人均年缴费为11690元。以养老金缴费费率28％推算，平均缴费标准为年收入41748元，这相当于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劳动平均年收入（61578元）的68％，也验证了上面提到的社保缴费中存在的少报低报的问题。这实际上是对那些合规缴费企业的一种惩罚，因为它们的缴费有一部分成为对那些少缴漏缴企业的补贴。因此，加强社保征收力度，既可以起到维护税负公平的作用，也可以使社保缴费费率有实质下降的空间。根据笔者的计算，如果所有企业都合规缴费，企业的养老保险缴费水平至少可以从目前的20％下调到16％，而同时可以保证养老金维持整体收支平衡。因此，降费率、强征收是未来社保改革的必然方向，两者会同步推进。在9月18日的国务院常务会上，明确了保持现有社保政策不变、在社保征收机构改革到位前不允许擅自调整和自行集中清缴，也强调了社保费率降低与征收体制改革同步、确保总体上不增加企业负担的原则。

中国的社保缴费高，可能还有其他的因素。一是历史遗留的原因，因为之前的职工养老金账户不足甚至空账的问题，二是中国人口老龄化所可能带来的社保基金缺口的问题。中国人口老龄化意味着缴费人群与养老金领取者的比率会进一步降低，对于目前实质采用的现收现付制度会带来巨大的冲击。

应该明确的是，养老金的历史遗留问题和未来可能面临的问题绝不能以增加当期职工社保缴费费率的方式去应对，可行的方法有两条。一是通过政府转移国有资产的股权和收益权，或财政性拨入，或政府发债等方式对社保基金进行注资；二是通过推迟退休年龄来应对未来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寿命延长所带来的冲击。中国目前的法定退休年龄为男性60周岁、女性55周岁，现在已经在讨论和建议逐步推迟退休年龄至65周岁。当然，退休制度的改革几乎在所有国家都面临非常大的阻力，因此在实施中需要非常慎重。除了三中全会已经确定的渐进式延迟退休的方法，也可以引入弹性机制，如个人可以选择提前或推迟退休，其养老金标准可以相应适当调整。

（作者为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编辑：陆玲）

（本文首刊于2018年10月1日出版的《财经》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