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联涛 | 文

马来西亚组成于1963年9月16日，真的才过了55年？

那天，我非常自豪地在亚庇（今哥打京那巴鲁）的游行场地见证了沙巴、沙捞越与马来亚的11个州组成一个独立国家。

在经济方面，马来西亚已经成为七个顶级“表现优异者”之一，在过去50年中实现或超过实际年人均GDP增长率3.5％以上，或者在20年内实现5％的年增长率。

但全球化也造成了不平等，特别是农村和城市之间的不平等。马来西亚是最早认真应对不平等的国家之一。马来西亚新经济政策（NEP）是缩小经济和贫富差距的开创性努力。NEP成功打造出了一个“土著”职业阶层，但目前还没有成功创建一个“土著”创业阶层。困境在于，企业家精神无法通过政治途径得到培养，任人唯亲压倒了企业家精神。如果没有各个阶层的企业家精神来创造包容性的收入和财富，就无法缩小不平等，反而面临更普遍的社会紧张局面。

马来西亚就是一个身份政治使国家变得更加复杂的例子。正如政治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最近在《外交事务》中所指出的那样，“群体已经开始相信他们的身份——无论是民族、宗教、种族、性别还是其他——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福山精明地指出，“在一个已经分裂成许多经验参差的小团体的社会中，多元文化主义已经成为一种愿景。”我们越专业化，信仰或宗教信仰越多，就越会分化成互相不交流的群体，即便使用着相同的语言。这不仅在美国，而且几乎在全世界都是如此。

马来西亚和世界其他国家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定义更大、更综合的民族身份，同时考虑到自由民主社会的事实上的多样性”。

由于马来西亚在文化、宗教和民族以及全球联系方面都具有多样性，因此教育质量也受到争论，因为教育也会塑造身份。

教育和再培训——即我们的公民如何为新时代而自我武装——将决定管理哲学家彼得·德鲁克所谓的知识社会。

对于德鲁克来说，“根据知识社会的定义，这是一个有竞争的社会，每个人都可以获得知识。”但是，知识光谱的广泛意味着愿望和挫折同时增加。极化正是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在知识时代获益。

通过企业家精神获取成功，首先要品尝失败。我们越是保护自己免犯错，获得未来成功的机会就越小。因此，能够接受失败并愿意保护有需要的人，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种道德和政治上的迫切需要。如何做到这一点一直是建设一个包容而繁荣的社会的根本挑战。

照顾社会福利的传统方式是借助国家或企业。但随着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兴起，大多数公司对其社会责任不屑一顾，主要关注其底线。此外，增加官僚机构的规模不仅无法提供预期的社会服务质量，而且还成为腐败的根源。

马来西亚政治的一个奇怪特征是政治大佬的霸道影响，他们知道如何通过种族或信条来制造分裂，但不一定知道如何解决问题，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改革的障碍。

德鲁克建议我们筹建一个社会部门，使个人能够在社区服务领域为社会做出贡献。他的意思是社区不能成为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要求我们所有人每天一起工作以解决常见问题，而不是将其委托给另一个政府机构，或希望以利润为导向的公司为我们这样做。这意味着增长将来自多样性的实践，而不是来自集中化。

由于马来西亚是一个联邦，权力的集中化并没有解决地方一级的许多复杂多样的问题。所需要的是更多地将权力下放到州、市和地方各级，允许不同社区尝试通过只能在实践、试错过程中凝练出的共同价值，来将多样性黏连在一起。

2018年，马来西亚人通过投票表达了对改变的期待。因此，如果政府做得少，社区为自己的未来做更多事情，那么国家就会更强大。

自从他于1974年成为教育部长，继而贸易和工业部长以及副总理，两次担任总理，马哈蒂尔医生在55年中有29年领导并制定了马来西亚最重要的政策。联合政府中存在非常分化的利益诉求，既有希望，也有不同信号的杂音。在所有的噪音中，伴随全球贸易战风暴到来、新兴市场危机和地缘政治竞争，外部环境变得同样令人困惑和危险。

这个国家如何在2023年庆祝它的60岁生日，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马哈蒂尔医生如何引导马来西亚在未来的日子里将他的政治遗产传承下去。

这是马来西亚真正的困境。

（作者为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香港证监会前主席。 翻译：臧博，编辑：袁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