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联涛 | 文

今年，生于“二战”后婴儿潮的我的同辈人，应当纪念整整50年前的1968年，当时我们很多人都已成年。

那年我在布里斯托大学读书，那是一段让人眼界大开的年月——我们这一代学生在巴黎、伦敦和华盛顿抗议越南战争，见证了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大幕拉开，还有美国的“权力归花”运动。布里斯托当时谈不上自由派聚集之地，而是一所中产阶级的“红砖大学”，但那里的抗议活动最终引向了学生们在圣诞节前占据参议院。两个事件定义了我对英国体制运作方式的理解。首先，警察与学生谈判，请其离场以检查可能的炸弹威胁，检查完毕后让学生重新占据这座建筑物。其次，他们关掉了电，所以在经受寒冷之后，大多数学生回家去过圣诞节了。

50年后回顾，我们看到又一次代际分歧——20世纪90年代后出生的千禧一代进入大学并见证了一个日益不平等和两极分化的世界。白宫仍然努力从反恐怖主义战争中脱身，却陷入阿富汗和伊拉克泥淖，并与伊朗、俄罗斯、朝鲜、中国以及几乎所有贸易伙伴龃龉不断，不论其是否盟国。一切都将取决于左翼民主党和右翼共和党人之间的决战，就看届时哪一方能控制国会和参议院。美国也陷入深刻的分裂，正如英国和欧洲之间缺乏共识，却都在忧虑移民问题、技术进步挤压工作机会，以及历史上最长和最热的夏天。

1968年是互联网革命之前的一个时代。每台大学的大型计算机几乎只有一台，而且它们的内存容量比我今天用的iPhone还要小。如今，社交媒体能够飞速传播知识和虚假信息。任何人做梦也想不到，可以从网上下载应用程序并使用3D打印机，自己做出一把枪（在大多数国家都是非法的）。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在大学里学到了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之间的深刻分歧。前者秉持自由市场观，而后者则主张通过更多政府干预来刺激总需求。50年后，我们意识到两种观点都有其局限性，只是用来表征现实世界真正运作的简单模型。货币主义者的基本模型基于完美的信息和理性的人，完全忽视人类的不完美，气候变化以及官僚系统或机构都有着自己的利益。凯恩斯自己理解不确定性的重要性，以及人类行为中的动物精神，但在他这个时代，快速的技术进步、巨大的人类不平等和气候变化不在他的关注视域内。

两种思想流派的弱点就是我所说的范式盲目性，因为这两种理论都无法解释或预测现实世界中会发生什么。这就是为什么2008年危机期间每个学者、政策制定者或中央银行家都不曾责怪自己，而是归咎于“激进的不确定性”。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是一次被浪费的危机，因为发达国家政府犯了根本的政治错误，认为财政赤字阻碍了他们进行基本的结构性改革，所以他们把麻烦留给了央行行长，以便摆脱困境。结果是，全球前五大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从2009年的6万亿美元增加到20万亿美元，占世界GDP的四分之一。流动性充斥世界，造成大量资产泡沫，主要是富人和精明投资者受益，因此不平等爆炸式加剧。现在央行行长想要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利率即将上升。

尽管贸易战、气候变化灾难、恐怖主义和大规模社会不满情绪伴随全球不确定性在恶化，美国则享受着历史上绵延时间最长的牛市。因此，灰犀牛（高概率、大影响事件）是美国利率上升以应对通胀上升。我们已经目睹阿根廷和土耳其陷入货币危机，利率每年上升40％-50％。许多人会记得1997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利率如此之高，危机蔓延到了俄罗斯、巴西和其他国家。

真正必要的不再是更多的货币或财政政策，而是会在政治上遇到困难的政策——结构性改革。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对此两难局面的总结最传神，其于2007年曾说：“我们都知道该怎么做，但不知道这样做了之后还能否再当选。”

如果不进行改革，危机往往会以吞噬式的方式来终结所有问题。看不见的手变成了看得见的恐慌。 国际清算银行本周提出了一个问题：全球金融市场是否会遭遇一场完美风暴？“聪明钱”总是知道该怎么做，但我们其他人呢？

像自然灾害一样，危机往往会消灭过去，这样生活可以重新开始，也许是在更贫穷但更平等的水平上。1968年教导我们一代，金融可以同时成为货币财富的创造者或者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吃蛋糕并同时拥有它。事实则证明，我们一直在吃着后代的蛋糕。

（作者为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香港证监会前主席。翻译：臧博，编辑：袁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