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内外需环境复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范围。笔者认为，短期，需求端要三箭齐发，即财政发力减税、地方专项债稳定基建、以及金融支持民营企业。更重要的是中长期的供给侧改革进入2.0阶段，提振全要素生产率，包括：更大规模减税，更大力度开放，以及更高水平的城市化。

先谈短期需求侧政策空间。第一是减税，笔者认为，中国有能力、也有意愿去进行减税。过去三年财政整肃，表内预算赤字占GDP比率已经回落到了2.6%，表外地方隐性收支加起来的广义赤字占GDP比率，也比2016年的高点缩窄了3.5个百分点。因此当前有空间进行减税。从必要性而言，中国的制造业面临的税率在全球相对较高，特别是生产环节的增值税率。将制造业的增值税率下调3个百分点，相当于减税6000多亿元人民币，有助于扭转企业信心。

第二，基础建设投融资，今年堵后门的监管非常有效，非标的影子银行融资受到了较好的管控，基建增速在今年上半年一度负增长。关了后门之后，前门，也即对地方比较可控的、透明的融资方式逐步放开。人大常委会在12月底之前审议加快下发地方债务的限额，相当于明年3月份全国“两会”之后才发的地方专项债可以提前到1月份就发，这是非常有必要的举措，有利于稳定基建。笔者认为年度地方专项债增额的规模可适度提升至2万亿元人民币以上。

第三是金融。2018年的房地产投资表面上强劲，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购置土地，实际建设活动已明显放缓，由于融资条件比较紧，近期大量的房地产企业奔赴海外融资发债。与其让企业去海外发高息美元债，不如在境内改善融资条件，但可以保持限价等举措，促进房地产企业薄利多销。

以上三箭，如果在一季度齐发，有望稳定下半年经济增长，在复杂的内外环境下实现软着陆。更为中长期的提升经济效率的举措，则要依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版。

具体来说，第一，更大规模减税。钱从哪里来？盘活国有资产红利，并发挥全球资本红利。中国步入老龄化社会，未来每年都有社保收支的压力，很多分析人士认为包括社保缴费在内的整体税负很难降低。盘活国企资产能够一石二鸟：笔者测算发现，如将国企30%的股权划给社保基金，把分红比率也上升到30%，则足以覆盖未来的潜在社保收支缺口。此外，增加赤字减税，需要国债融资，我国也可以发挥人民币资产国际化的红利。伴随着我国债市进一步开放，一些主要的国际债券指数会纳入中国国债，预计未来三年到四年会有接近4000亿美元流入中国的国债市场，这给中国政府债务融资提供了支撑。在此过程中，中国的资本市场监管、资本流动管理的法规和做法要做到一致、稳定，透明，才能增加人民币资产对海外长期资金的吸引力。

第二，更大力度对外开放。当前，商界担心贸易摩擦如果长期化之后，全球产业链、跨国企业是否会从中国搬走？如果搬走，知识外溢效应、供应链协同效应对我国生产力提升的贡献可能减弱，影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笔者分析发现，只要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实际上跨国企业和全球产业链搬不了、也不想搬。我们发现，产业链搬迁并没有好的替代国，跟中国的巨型规模、高水平劳动力、基础建设便利程度比起来，东南亚国家没有竞争优势。此外，很多高端制造业外资企业，在中国并不只是看重廉价劳动力，还看重研发能力、广阔的市场。同时，也加大对内开放，譬如保护知识产权：中国从去年开始已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的国际专利申请国，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国自身企业自主创新研发的能力，有助于提振民营企业信心。

第三，更高水平的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化还有较大空间，尤其是新型的城市化——以五大城市群为代表的卫星城跟中心城互联互通、城市圈发展，远远没有到头。笔者认为，中国的城市群跟国际相比，有更大、更快、更活的优势。最近数年已经有八成新增城市人口流向了二线城市卫星城，而不是北上广这种超大都市。下一步供给侧改革，在五大城市群进一步深化城际铁路、高铁等互联互通，同时要伴随结构性的改革，包括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有助于推动新型城市化，继续提振全要素生产率。

（作者为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编辑：陆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