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海燕

2018年11月份安倍首相的访华，激起了国内媒体对日本的集中报道和对中日“一带一路”合作的期盼。关于今后的中日关系和“一带一路”合作的可能性，我们有必要做一些冷静的思考。

安倍为何此时“着急”和中国改善关系

安倍政府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应该说一直是警惕和排除的态度。这一点在亚投行的参加问题上表现得就非常明显。对中国政府所提出的中日共建“一带一路”项目的提议也一直是比较消极的。执政党自民党中的亲中派人物二阶俊博前几年在回答相关提问的时候的回答是“是々非々で行きましょう”。这句话的意思是具体项目具体判断。考虑到日本人比较婉转的性格，事实上这就是日本式的婉拒。那么为什么2018年下半年安倍政府的态度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转变？首先要说明的是，安倍作为一名政治家，其政治理念和政治理想没有发生任何的改变，也就是进行日本战后政治的总清算，修改宪法，和过去的被侵略国家“谢罪外交”做诀别。那么为什么安倍晋三需要和中国改善关系呢？

首先，日本也面临着来自美国的贸易战的压力。中美贸易摩擦是2018年中美之间的大事。但是美国也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同盟国提出了改变经贸关系现状的要求。在对抗美国要求方面中国和日本有一些共同的利益诉求，这一点许多文章都涉及到了。但是笔者认为，这个不是安倍下决心改善日中关系的主要原因。我这样判断的理由有三个。首先日美之间的主要经济摩擦在1998左右就结束了。从上世纪6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日美先后在纺织、钢铁、彩电、农产品、汽车、半导体、建筑工程承包等领域发生过摩擦。80年代末和90年初关于日本市场开放问题也进行过交涉。日本市场90年代后期以后成为了一个自由市场。第二个原因是日美是同盟国，不存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第三个原因是日本人口少，不存在从经济规模上超过美国的可能性。

其次，笔者认为，让安倍下决心改善日中关系的根本原因在于通过稳定中日关系，稳定日本经济。稳定日本经济是安倍稳定政权和实施下一步政治变革的前提条件。这才是让安倍发生态度转变的根本原因。安倍作为一名政治家，其最大政治目标是修宪，第二个具体目标是重振日本经济。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标，安倍为了谋求政权，甚至组织修改了自民党的章程中总裁只能连任两届的规定，改为可以连任三届。

安倍从十多年前就没掩饰过自己企图修改日本宪法的政治抱负。虽然民意调查的结果显示，支持修改宪法的国民越来越多，但是坚定支持者从来没有超过半数。而且，如果要修改宪法，执政党在众议院的席位必须超过三分之二，这也是一个非常难的条件。安倍如果期望能够任期内修改宪法，就必须长期获得国民中的高人气，慢慢营造修改宪法的社会气氛。目前的日本，经济景气的下降就意味着执政者人气的下降。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如果再有失言或者丑闻出现，内阁马上就会垮台。

安倍上台以后，推出了所谓的三支箭的安倍经济学。就是前所未有的金融宽容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企业的成长战略。2012年12月26日安倍上台以来的日本经济，总体来说是不错的。但是客观说这不全是安倍经济学的结果。

日本目前许多学者和实业界的人士对最近几年的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是持有否定态度的。道理非常简单，黑田的所谓的异次元的金融宽松政策难以找出口，而且有央行给财政政策提供支持的嫌疑。关于财政政策，日本国债的本金利息余额占GDP的比重超过220%。日本老百姓也都不傻，政府的债务最后还是要老百姓来还。

笔者认为，安倍经济学最近几年成功的最大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泡沫经济以后日本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整合和改变，其竞争实力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个整合重组的过程在2005左右就结束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日本东证一部（也就是主板）上市企业的70%也是增收增益（收入和利润都比上年增加了）的，其中有十多家企业创造了创业以来的最高业绩。这个不是安倍内阁的功劳。

第二个原因是大量的观光客的涌入。到日本旅游的外国客人年年攀升，2017年达到了2400万人的历史最高纪录。极大地推动了日本诸多行业的景气恢复（包括航空业、铁路运输业、出租车行业、酒店行业、零售业、餐饮业、旅游观光业等）。观光客人的消费对日本经济的刺激作用是直接和有效的。而且不像财政和金融政策那样存在一定的负面作用。2017年，中国大陆赴日本旅游的人数达到790万左右。

日本政府在推动外国人赴日旅游方面的努力也很早就开始了，在安倍内阁时代开花结果了。日本政府推出2010年入国海外客人1000万人，2020年入国海外客人2000万的战略计划是2008年的事情。2008年日本还在国土交通省下面设立了观光厅，专门促进海外客人的赴日旅游。应该说安倍就是延续了过去的政策。

2010年之前，美国一直是日本最大的出口目的地国家。2010年之后，有几年日本对中国出口超过了美国。

安倍政府打算在2019年10月份左右提高消费税税率，从8%提高到10%。在日本政治史上，导入消费税的竹下登内阁，提高消费税税率的村山富市内阁都很快下台了。民主党的野田内阁也是以自己下台的方式换取了在野党（自民党）的支持，通过了提高消费税税率的法案。如果想提高消费税而且保持政权的稳定和人气，必须保证经济不出问题。这个时候，中国市场和中国的赴日旅游客人就显得无比的重要。如果导入消费税，经济明显下滑，就意味着政权人气的下降。安倍所谋求的修改宪法也就无从谈起。

安倍上台以来，在外交方面也颇具野心，但是直到目前没有让日本国民满意的外交成果。安倍第一次作为首相候选人进入人们的视野是在小泉内阁时代。当时小泉和朝鲜接触，力图解决被朝鲜绑架的日本人的问题。作为年轻官房长官的安倍对朝鲜的态度比较强硬，受到日本国民关注和欢迎。但安倍2012年上台以来，在北方四岛问题、日本人绑架问题和朝核问题上没有任何进展。和美国的关系不好也不坏，因为安倍自身的政治主张必然带来美国政府的提防和不信任。这个情况下，和中国关系继续恶劣，意味着外交上没有任何的得分。

了解到上面的情况，就不难理解安倍为什么在2018年下半年对中国做出改善关系的举动。笔者认为安倍的政治策略是很可圈可点的。上台后射出的三支箭（金融、财政、企业成长）政策都是围绕经济稳定发展和改变日本财政恶化状况作出的。通过稳定经济，获得民心，从而获得政权的长期稳定和高人气，再寻找机会修改宪法和实施所谓的战后总清算。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有误判。

中日关系的压舱石依然是经济

安倍来华访问企图改善日中关系。但是笔者认为，今后的中日关系依然是很脆弱的。原因很简单，维系日中关系的只有经贸关系。其他问题，比如历史问题、领土争端等都没有解决，也没有解决的希望存在，只不过是双方暂时搁置了。笔者认为短期内，压舱石是中国和日本的经贸关系和中国赴日本的观光客，并不是“一带一路”上的中日合作。

双方政治上的隔阂从安倍回国的安排就可以明显看出来。安倍回国后的第二天，就迎来了印度首相莫迪。而且安倍特意安排在山梨县安倍的私人别墅见面。笔者查到的资料，历史上，日本首相在自己别墅招待外国元首只有中曾根康弘招待美国总统里根的例子。可见安倍对印度关系的重视，不难想象其有平衡中国的意图在其中。

改革开放40年后，中日经济关系一直是互惠互利的关系。在2013年之前，主要是贸易往来和日本企业来华开办企业。2013年之后，中国的赴日观光游客逐年增多，对日本的消费市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甚至诞生了“爆卖”这样的流行语。

目前中国企业的综合实力依然和日本企业有差距，中等技术水平的产品中日之间已经构成了正面的竞争。今后一段时间，中日之间的经贸关系是一种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方式。日本企业需要中国的巨大市场，中国企业离不开日本的高端设备和核心的零部件。

中日联合开拓“一带一路”的机会几何

客观上讲，日本的企业是有联合中国企业共同开展海外投资的诱因的。因为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市场基本上饱和，必须开拓全世界的市场才能保证企业的不断发展。但是，海外市场比起日本国内市场，存在更多的风险。日本企业必须联合本国企业和其他国家（包括中国企业）去共同分散投资风险。中国企业在中端市场已经构成和日本企业的竞争关系。在“一带一路”市场中，总体来说，中日企业并不是在所有领域都可以达成合作关系。在“一带一路”市场上，中国企业和日本企业依然是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关系。

首先，中国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应该向日本企业学习什么？日本企业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就大量出口。50年代主要是纺织品，60年代主要是船舶。70年代和80年代主要是家电、汽车、钢铁。日本企业开始大规模在海外设立工厂是1985年以后的事情。2000年以后，开始大规模通过并购的方式走向全世界。应该说，日本企业走向海外比中国企业早了20年左右。最近几年，中非合作论坛比较受国人关注，实施上日本早在80年代的时候，就开始了日本非洲论坛。

笔者认为，日本企业有两点值得中国企业学习。第一点是日本企业比较抱团。日本企业在海外投资的时候，在私下谈话的时候经常用一个词，“尤方日の丸”。意思是在政府的庇护下，日本企业抱团出海。日本企业即使在日本国内是竞争的死敌，在海外市场也从来不互相拆台。日本企业一般在当地会成立日本商会，协同日本企业的行动，维护日本企业的利益。

第二点是日本企业投资比较有耐心。日本企业在海外设立工厂或者并购当地企业的时候，往往会花上几年时间去反复考察和论证，做准备。中国企业往往比较急躁。好地方是速度快，但是往往也会造成一些问题。

其次，中国企业和日本企业在哪一些领域有合作的可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中日之间并不是所有领域都有合作的机会。笔者认为，在以下几个领域中日企业之间有合作的机会。

第一个领域是资源和能源领域。中国虽然自然资源丰富，但人口众多，需要进口许多自然资源和能源。日本对海外资源和能源的依赖度更高。双方的合作能够降低购买成本，分散投资风险。

第二个领域是工业园区的建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期望发展自己的经济，导入外国的先进技术。中日企业可以共同建设工业园区和共同入驻园区。或者中国建设的园区请日本企业入驻。

第三个领域是工厂和工程建设方面的合作。日本企业在精密设备，高端材料等方面比中国企业有优势。比如许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海水淡化设施。日本的海水淡化过滤膜质量是全球领先的。中国负责的项目中，也可以使用日本的一些设备和零部件。

第四个领域是中日企业合作推动当地国家的经营环境的改善。许多国家目前都存在法制不健全、经商环境比较差等问题。中日两国企业可以共同推动这些方面的改善。

再次，中国企业如果想和日本成功合作需要注意什么？第一点是中日两国企业的逻辑和思考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开展“一带一路”投资的主要是国企，日本完全是市场经济下成长起来的市场化企业。中国的国企许多时候要讲政治，日本企业完全是讲经济效益。在中国以外的国家和日本企业开展合作，只能按照国家商业规则讲利益。

第二点是中国企业目前存在“知日人才”不足的问题。目前中国企业的高管，特别是央企的高管中，在日本学习工作过的人员极少。和日本企业进行沟通和谈判的时候，存在对日本企业文化不了解的问题。大部分日本企业都在中国有投资，企业内部了解中国文化人才相对比较多。

当然，中国企业也有日本企业一些不具备的优势。比如，全世界许多国家都有大量的华侨的存在。日本的侨民主要集中在南美少数几个国家。另外，目前中国企业的中坚员工小时候也都是在相对贫穷的环境中长大，对外国环境的适应能力中国人整体好于日本人。中国企业的决策往往也比日本企业快，特别是民营企业。中国企业承包承建海外工程的经验比日本多。

最后，中国产业的长期稳定发展是保证“一带一路”成功的保证。许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都是比较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法制制度的健全、市场的培养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这些国家和地区不仅仅会期待中国帮助建设基础设施，也会期待中国企业提供技术。只有中国企业的技术和产业水平不断提升，才能保证和这些国家的稳定的经济合作关系。

理想的状态是中国始终保持高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技术水平。如果不是这样，中国努力开拓的“一带一路”市场可能成为给别人做嫁衣裳。类似的例子在越南发生过。越南的摩托车普及率非常高。最初日本摩托车占据了越南市场，之后中国企业凭借价格的优势打垮了日本企业。但是最近几年，价格比中国贵的日本摩托车企业又卷土重来。其背后的原因是日本摩托车质量非常稳定，不容易坏，价格虽然贵，还是买日本摩托车划算。

需要反省和思考对日态度

对待日本这个特殊的邻国，中国现在有必要进行一些反省和思考。首先中国需要认真研究这个国家，而不是轻视。上世纪80年代我们学习日本的整体气氛比较浓。90年代以后，伴随着“失去的十年”等论调，国内开始出现轻视日本的动向。2012年以后，随着赴日中国人的增多和日本连年获得诺贝尔奖等消息的传播，中国开始重新审视日本。不客气地讲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们中国人基本上没有写出高质量的分析日本经济和产业发展的著作。我们谈论日本泡沫经济和之后长期经济低迷也比较多，但是我们也没有一本关于日本泡沫经济的高水平著作。相反，日本对中国的研究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很高。

2010年以后，赴日旅游的中国人数量年年攀升。日本干净的环境，高质量的产品，优质的服务吸引了中国的富裕阶层。反过来讲，中国没有能够提供这些东西。国家与国家客观是存在竞争关系的，认真研究包括日本在内的各个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不断地改革和发展自己，才是我们最好的竞争之道。

（作者为旅日学者，编辑：苏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