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飞往华盛顿特区和伦敦途中，我看到了关于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波音737MAX8客机在起飞后不久发生爆炸的相关报道，与仅仅五个月前发生的狮航MAX8客机事故相似，那架飞机从雅加达起飞后坠毁。美国一直等到超过61个国家对此机型禁飞后才作出相同决定，这促使一位评论员表示，美国正在丧失其软实力，这个国家曾经那么看重安全高标准，那么关心人的生命。

航空旅行是最安全的交通方式，其风险甚至低于乘车旅行。但在博客上公布的视频显示，飞机在经验丰富的飞行员驾驶之下发生失速，即便在并非工程师出身的人们看来，这似乎也暗示飞机的设计有问题。

值得注意的事实是，特朗普总统这时通过推文介入：“飞机已经造得太复杂，难以驾驶。这种飞机需要的不是飞行员，而是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计算机科学家。”他做出决定禁飞该种机型。但有人可能会认为现在一切情况都如此复杂，我们是否需要为飞机、火车，甚而“国家”也配备自动驾驶功能？

这是一次因为功能过于复杂，从而使机械硬件、软件出了故障，甚或人为错误造成的坠毁事故？还有待进一步的调查才能知晓。

按照复杂性理论，无法应用简单、线性和机械模型等途径来理解现实，那需要更复杂的模式识别方法。传统的经济模型无法预测未来，因为它们过于简单化，假设人类拥有“理性的预期”，对相关信息掌握完备，且完全忽略背景问题——如气候变化、技术进步带来的干扰和政治等。这一切即便对外行人看来，都意味着会有巨大的经济后果。

而这正是经过一周访问这两个曾经掌控全世界的首都（华盛顿特区和伦敦）之后的感受。两个首都都完全沉浸在现实的复杂事务之中，提不出面向未来的完美解决方案。我们已从一个简单、可预测的总有最优解决方案的世界，进入一个所有问题都完全纷乱难解，一切皆有可能的世界。

旧世界秩序的崩溃可以追溯到2007年-2008年的金融大萧条，更准确地说是一场北大西洋危机，卷入其中的主要是美国和欧洲。

美国人应对次贷危机可谓可圈可点，而欧洲人则搞砸了其过度的债务危机。伦敦和纽约都是那次金融危机的中心，也成了危机的放大器。那次危机主要是通过中央银行的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以及中国在2009年的再通胀政策才得以缓解。

以后见之明来看，大西洋两岸最优秀、最聪明的金融决策者都对其复杂的金融体系的弱点视而未见，坐视被沃伦·巴菲特称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金融衍生品泛滥。

世界五大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造就的超过14万亿美元流动性，令利率跌落至零，并加剧了全球资产泡沫，从而使富者更富，而余下90％的人口终究还是意识到，是他们为此买了单，而那些银行家们却全身而退。

对此所生出的怨愤，以及对精英们，尤其是对政治家的不信任，促使选民投票支持变革——在英国是公投脱欧，在美国则是特朗普总统当选。美国政治陷入深刻分裂，一面是左翼民主党人（他们去年赢得众议院控制权），另一面是右翼共和党（他们始终是特朗普先生的铁杆支持者）。

上周在伦敦，总理特雷莎·梅在议会中遭遇双重失利，尽管她为达成脱欧协议付出了巨大努力。两周之后，英国就可能无协议脱欧，更有可能是脱欧进程继续延沓，造成无法预测的经济、政治后果。我一位身处伦敦的机智的朋友说，“没有任何意见得到多数支持”，只是除了一点，即所有人都期盼脱欧事赶快了解，无论是何结果。

这一切都表明，今天世界危机的策源地并不在亚洲，而是在华盛顿特区和伦敦。在上述两个首都，任何一次错误估计后作出的政策都可能给全世界带来严重后果。特朗普总统领导的美国第一政策捅了与中国的贸易争端这个大马蜂窝。同样，英国脱欧将产生可怕的后果，不仅对英国而言，对整个欧洲也是如此，而欧洲自己也身陷困境。

让我们回到客机坠毁。如果现如今的飞机如此复杂，我们甚至搞不清楚到底是人类飞行员在操作还是它们处于自动驾驶状态，我们未来的前进轨迹到底是由谁在掌控？世界各地的政治领袖自会以其视为正途的方式行事，但看起来他们也像是在不确定性的浓雾中驾驶飞机。我们这些沉默的乘客，只好坐视前面飞行员做着关键决定，并祈祷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这就是地缘政治视角下的世界现状。

（作者为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香港证监会前主席。翻译：臧博；编辑：袁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