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奇渊 | 文

每到年末岁初，对新一年的中国经济增速进行预测，总是市场的一个热点。不过去年的预测是否有偏，前年的预测是否准确，往往少有人问津，关于形势的混乱辩论之后，“运动场上留下的是一堆无人认领的鞋子”。谁来为预测负责？如何提升宏观预测的准确度？笔者对2008年以来，11年的经济预测进行了梳理、回顾，希望能够有些启示。

为了使得分析具有足够代表性，本文对关注的机构进行了筛选。具体包括：国内券商、国内商业银行、外资金融机构、国际机构，共计55家。其中，国内券商选取范围，包括了各年份总资产排名前30的机构，11年来总计覆盖了41家。具有国内商业银行背景的机构包括：中银国际、工银国际、交通银行共3家机构。外资机构有9家，包括瑞银证券、野村证券、瑞穗证券、摩根大通、高盛、渣打银行、汇丰银行、花旗银行、美林美银。国际机构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

在整理数据时，我们只关注上述机构在上年末或当年初，对当年经济增速给出的预测。有时机构给出的预测值并不是一个确切数，因此进行了以下处理：（1）给出预测区间的情况，以区间的中间值为准。例如6.5％－7％，计为6.75％。（2）如果给出的预测值是“6.5％左右”，就按6.5％来计。（3）其他无法定量描述的，例如:“保持稳定增长”、“6％以上”，不计入考虑。这样我们得到了2008年至2019年当中，12年的预测值，其中前11年的预测值是可检验的。在这11年中，并不是每家机构、每年都进行预测，而且一些机构成立较晚、或当中进行了合并，因此各年给出预测的机构数量不尽相同。其中，发布预测机构数量最少的年份是2008年，为27家；最多的年份是2014年，为43家；平均值为36家，没有明显的趋势性。以下是一些主要观察：

机构预测均值：上行期倾向于低估，下行期倾向于高估

在过去11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预测增速均值都存在一定的偏差（图1和图2）。其中，而预测值高估的情况，大都是处于下行期的年份，例如2012年至2015年，以及刚刚过去的2018年。预测值存在低估的时间，大都是经济比较景气的年份，例如2010年、2011年、2016年、2017年。

由于2005年、2006年、2007年的预测机构数量较少，所以这里没有将对应的预测结果放到图中。事实上这三年的预测值低估幅度更为明显。如果考虑上述三个年份，则上述结论会被进一步强化。此外，使用预测中位数代替均值，结果基本一致。

可见，预测值不但存在偏差，而且存在一定的规律，即：在经济上行期，增速预测均值往往倾向于低估，而在经济下行期，预测均值则往往倾向于高估。

预测偏差可能存在内生性，其为必然？

预测的这种逆周期偏差，即上行期低估、下行期高估，未必能够说明机构的预测不准确。理解这种偏差的一个重要角度是——预测均值有可能会影响到政策决策。如果市场预期过于悲观，将会影响到市场信心。这时候，逆周期的政策可能采取措施、对经济进行反向调节。反之，如果市场信心过于亢奋，政策也会进行“泼冷水”式的调节。

但要注意到的是，如果这种假设成立，则预测偏差应该是顺周期的。例如，经济下行期，预测比较悲观，政策调控之后，增速高于预期；再如，经济上行期，预测过于乐观，政策反向调控之后，增速低于预期。

而前述55家机构在11年间的预测均值，其表现并不是顺周期的，反而恰恰是逆周期的特点，而且这种逆周期似乎是较为稳定的。因此，预测性偏差存在内生性的角度，完全无法解释过去的历史偏差。即便存在这种内生性导致预测偏差的力量，这种力量也是较弱的。实际上，机构对下一年的经济增速预测，往往也包括了对未来经济政策的预测。因此，探寻这种预测偏差的原因，可能是比较复杂的。

不过，从预测者本身的角度来进行反思这恐怕是重要的角度之一。

预测偏差、预测分歧都在逐年减少

虽然预测偏差呈现出一定的逆周期性，但是预测偏差本身的幅度正在逐年减少（图3），而且衰减的趋势非常明显。如果这一规律仍然成立，给定2019年的增速预测值为6.3％，则最终公布增速在比较接近预测值的情况下，可能会略低于这一预测均值。

与此同时，不同机构之间的预测分歧也在逐年衰减（图4）。这表明，55家机构的预测值越来越收敛、分歧越来越小。

11年间，预测分歧的平均值为0.97个百分点。2008年，对经济增速的最高预测值和最低值，相差近5个百分点。而在2018年，这一偏差仅为0.05个百分点。在这个年份，事前41家机构的预测均值为6.65％，而最后公布的实际增速为6.6％。

总体上，预测偏差越来越小、预测分歧越来越小——这可能表明，各类机构在预测结果上共识越来越高、预测准确度方面也越来越高，预测似乎越来越逼近真实值。

不过，预测偏差的改进、预测分歧的收敛，这是否具有足够的实际意义？

如前所述，过去11年中，2018年的预测均值最为准确。但是，2018年正是经济下行压力大幅度超预期的一年。不论是基建投资、金融市场，还是中美贸易冲突，2018年给经济观察者带来了太多的始料不及。或者可以这么说：2018年初，市场已经相当准确地预测到了2018年的增速会较2017年下降0.2个百分点左右。但是市场也万万没想到，这0.2个百分点对应的下行压力会是如此之大。

而现在，2019年的预测增速均值为6.3％。假如这个预测相当准确，这意味着2019年增速将较2018年下滑0.3个百分点。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对接下来要完成的下行周期，也应怀有足够的敬畏之心？

如前所述，2018年增速仅下滑了0.2个百分点，市场就感受到了各种压力，这似乎有些难以理解。但是如果观察同期的名义GDP增速，则可能更容易理解这种变化。与2017年相比，2018年的名义增速下滑了1.2个百分点。如果看季度数据，同2017年一季度（本轮周期的顶部）相比，2018年四季度的名义增速已经下滑了3.6个百分点，而实际增速只下降了0.5个百分点。

2012年之后，特别是2015年之后，中国GDP实际增速本身的波动性也在下降，甚至趋向于相当稳定。因此，预测均值的准确性不断提高，一方面可能和分析者的理性程度提高有关，另一方面则与GDP实际增速明显趋稳有关。在这种情况下，对实际增速预测的意义，甚至实际增速指标的指导意义，都被明显地削弱了。

2015年三季度至2018年二季度，这12个季度中，实际增速最高达到6.9％，最低也有6.7％。最高、最低点，相差不过0.2个百分点。从年度实际增速来看，2015年至2017年三年的增速最高、最低点，同样相差不过0.2个百分点。

在实际增速相当稳定的情况下，如果两家机构的预测值分歧达到0.2个、0.3个百分点，实际上已经意味着两者可能存在巨大分歧。所以，不同机构之间的预测观察，并没有看起来的那样富有共识。

实际增速的预测意义、揭示周期的意义，都正在下降，而名义增速则是一个更加值得关注的指标。除了两者的波动性大有不同，我们还可以加上另外两条理由：其一，短期宏观经济政策更加关心总需求，而从支出法来看，GDP名义增速正是名义总需求的反映。当然，在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例如2016年至2017年），有时候总需求未必有名义增速看起来的这么强。不过，一个快速上升的GDP平减指数、进而一个快速上升的GDP名义增速，仍然反映了正向供求缺口的扩大。

其二，从收入法的角度来看，名义GDP可以分解为工资、利润、租金、税收、利息等收入项。在通胀率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各类市场主体更加关心的，还是上述收入项的名义值变化，而不是其实际值。比如，观察当年上市公司财报业绩时，没有人会使用通胀率对其进行折算。这时候，大家对经济波动的更多感受，与名义增速的波动更为切合。

总体上，我们将看到，机构预测者和市场投资者会越来越多地关注名义增速。但是，名义增速是如此的大起大落、捉摸不定，这方面的预测可能是一个更大的挑战。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经济发展研究室主任；编辑：王延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