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攻坚、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是今年的重要任务，而稳就业的重要性最近也被突出强调。这需要方方面面的努力，不过如果能够找到关键发力点，比如让农民和农村地区更多地加入市场，则这三个任务的完成或者说压力的缓解，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兼顾。

改革开放40年来数亿农民的脱贫，为世人称道，标志着改革开放的成果，也成为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动力源泉。如果没有数亿农民的脱贫，我们的城镇化建设就没有了依托，我们的内需就无从启动，近些年来的电商盛宴和当下各种消费型平台公司念兹在兹的下沉也就无从谈起。

2008年之前，数亿农民脱贫主要是因为中国沿海成了世界工厂，他们有了进入制造业和加入市场的机会。近年来，更多的农民脱贫，主要是因为互联网的高速发展让他们有了就地加入市场的途径。人们谈到电商盛宴时往往更多强调它对消费的拉动，而低估它让更多农民“进场”的巨大助力。当然，这和多年来高铁高速公路物流等相关基础设施的高速发展密不可分，也因此讨论所谓高铁投入等等不能只看小账。至于电商本身在外贸下滑制造业转移的大背景下对青年农民工就业岗位的提供及其带来的脱贫效应更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回顾历史时为了强调最好的扶贫方式依然是为农民加入市场创造机会。到目前还需要大力扶贫的地区，主要是因为当地市场化不足或对接外部大市场渠道受阻。因此，更多扩大市场，让贫困地区更好对接市场，扶贫工作更容易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当然，除了在市场端发力，在此过程中从民生供给端发力，加大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投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大力提高劳动力素质，并通过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劳动力要素更好地流动，显然也是有效的扶贫之道。不过受限于依然存在的属地GDP考核，以及财政能力限制和财权事权错配问题等，此一老生常谈目前仍面临种种落地难题。

总之，从经济学上来说，精准扶贫是相对“奢侈”之举，当前第一要务还是要扩大市场。等市场全面铺开，那些依然无法加入市场的，则可精准帮扶。如果属于鳏寡孤独等，那就通过社会保障等形式来加以解决。另外市场经济总是有输有赢，为了缩小贫富差距缓和社会矛盾，可以通过最低贫困线等方式来托底。当然，为保持一定的社会竞争度和社会活力，也应力避陷入大包大揽型拉美式民粹主义低福利陷阱。

让农民、农村和农业更多地加入市场，除了让“农端”努力向市场靠拢外，也宜适度加快城乡一体化和资源的双向对流。除了让更多的农村人加入市场进入城市之外，还需要打破制度和产权壁垒，让更多有意愿有资本有能力的城里人更多地加入到美丽农村建设中来。城乡一体化不完全意味着遍地开花的乡村就地城镇化，那样必然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城镇化和基础设施的投入应更多围绕有能力加入乃至创造市场的人的流向和聚集做文章。

在这一过程中，资本大有可为的空间。如学者所言，从中长期视角来看，所有的货币超发都是伪命题。不过，风险总是存在证伪之前的当下。从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来看，中国一次次克服“货币超发”，靠的是经济发展、金融深化以及产权变革所带来的资产进场。当下加快城乡一体化应该能再度激活历史经验，为克服“货币超发”，化解金融系统性风险提供制度和技术性工具。

所谓系统性风险，主要是因为资金脱实向虚虚投空转，泡沫转来转去无从化解。除了加强监管围绕底层资产虚实和资金运作孔道进行穿透式管理外，提高实体经济回报率是根本之道。当前由于各种周期性和结构性因素，加之外部市场的不确定性，实体经济回报处于阶段性低位，需要寻找新的发力点。

那些有着较大市场接入潜力的乡村地区构成了资本洼地，能够接纳冗余社会资本。这些资本通过助力乡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提高农业生产率，可以获得更高的资本回报率，这反过来又能更好助力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化解。

另外还可以在农村资产回报率上多做文章。城乡二元结构不仅妨碍了要素的自由流动，还妨碍了农村包括土地在内的各种资产进场和合理估值。相同的资产在不同的人群眼里价值不尽相同，风险偏好不同和人生所处阶段不同所带来的诉求不同，令城乡人群对农村资产有着不同的估值模式。尽快打通城乡二元资产市场，让有着不同资产回报期限诉求的人群公平交易，更好地分配潜在和当期收益，可以收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