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猪瘟病毒基因类型多、数量庞大、免疫逃逸机制复杂多样，可逃避宿主免疫细胞的清除。虽然非洲猪瘟发现已近一个世纪，但至今也没有有效的疫苗面世，人类对此病毒缺乏高效的防控能力。
非洲猪瘟病毒会严重影响猪的免疫系统，自然感染的潜伏期一般为4天－19天。急性感染的猪多表现为食欲减退，高温达40℃－42℃，挤成一团，心跳加快，呼吸困难，皮肤发绀和出血，偶尔会出现呕吐和腹泻。上述症状出现后，7天－10天内感染的猪会死亡，死亡率高达100％。
不同于蓝耳病和其他猪瘟通过空气传播，非洲猪瘟属接触感染。健康猪与患病猪或污染物直接接触是非洲猪瘟最主要的传播途径，猪被携带病毒的蜱等媒介昆虫叮咬也存在传播非洲猪瘟的可能性。此外，非洲猪瘟病毒也存在于体液中，还可通过饲料、泔水、菜及肉屑、栏舍、车辆、器具和衣物等间接传播。生猪一旦接触或采食这些物品，就可能受到感染。
在非洲猪瘟疫苗面世以前，灭杀疫情的常见手段就是成群扑杀生猪，看似残忍，但这却是阻止这种疫病传播最为有效的方式。即便如此，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花了几年时间彻底消灭猪群;伊比利亚半岛花了35年才消灭非洲猪瘟病毒；在俄罗斯联邦和高加索地区，非洲猪瘟的存在时间已经超过十年，至今未能根除。
（“个人行为”是控制疾病最大的挑战之一，除了边防控制，社会大众需要对疾病有所认识，不从疫区携带任何数量的猪肉制品到非疫区。图/IC）
全球性难题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2017年发布的指导手册显示，肯尼亚在1909年首次发现非洲猪瘟，疫情发生在欧洲殖民者引入的家猪中。当时通过在养殖场周围建立屏障，可以保障家猪的安全。然而，随着养猪业普及化，当地低生物安全或自由放养的方式饲养大量动物，导致猪和猪肉的运输成为非洲猪瘟反复爆发的主要原因。坎帕拉、内罗毕、蒙巴萨和达累斯萨拉姆等非洲大城市也相继爆发疫情。
上世纪50年代末，非洲猪瘟经西非引入首次出现在葡萄牙，1960年传入欧洲养猪大国西班牙，接着进入法国、意大利、比利时以及荷兰；1978年出现在巴西、古巴、海地等。
2007年，非洲猪瘟进入格鲁吉亚后在高加索地区迅速蔓延。粮农组织认为，这很有可能是通过废弃食物作为泔水，或做垃圾处理被猪采食。同年，俄罗斯发现非洲猪瘟疫情，此后疫病逐渐向西蔓延，进入乌克兰、白俄罗斯、立陶宛、波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以及摩尔多瓦等国。
非洲猪瘟病毒在不同的循环内持续存在，包括丛林传播循环、家猪循环和野猪循环。在受到影响的欧盟成员国中，野猪在非洲猪瘟感染、传播和持续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在东欧，非洲猪瘟病毒的主要传播途径之一是猪肉市场链。廉价的、受污染的猪肉和猪肉产品出现在非疫区，从而导致病毒传播。
在进入亚洲以前，非洲猪瘟的大面积传染速度并不快，疫情的发展相对稳定。但是自2018年8月，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沈阳发现亚洲首例疫情之后，非洲猪瘟在亚洲地区呈现加速传播的趋势。到今年4月19日，海南省万宁市和儋州市发出疫情通报，中国31个省份全部“沦陷”。
今年2月发现疫情的越南宣布已经扑杀超过250万头生猪，但病原已传播到邻国柬埔寨；中国香港也因发现病毒而宰杀6000头猪，并一度暂时停止猪肉供应，5月底香港第二次发现非洲猪瘟病毒，又扑杀4700头猪；1月传出疫情的蒙古近来未出现新案例，不过朝鲜于5月底确认并通报感染案例。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副总干事马修·斯通（Matthew Stone）对此悲观地预测称，猪瘟疫情可能会在亚洲地区更大范围内蔓延。
非洲猪瘟在亚洲传播的增速，让不少专家感到讶异，但是仔细分析亚洲猪场的密度和生物安全的漏洞，疫情的迅猛发展并非无迹可寻。
FAO亚太区域跨界动物疫病应急中心主任贾巴威（Wantanee Kalpravish）对《财经》记者指出，中国饲养全球50％的生猪、越南则是全球第五大猪肉生产国，这样的密度加上不同的生产流程，以及不同区域间对猪肉的需求而带动的跨区域运送都是疫病扩散的高风险原因。
她解释，区域内的生猪场就分成四种规模：产业化、大型商业化、中小型、后院饲养。对中小型和后院饲养住户而言，生物安全的把关基本上不可能。另外，如果政府未对感染农户提供足够补偿，农户很容易秘而不报，加上执行隔离不严，导致错过在疾病散布的前期采取控制措施。
明尼苏达州大学兽医系教授迪恩（John Deen）对《财经》记者解释，相对于俄罗斯，亚洲的农场密集度高出许多，这导致病毒加快传播，接下来不无可能进一步穿过太平洋到北美洲。
除了密度，小型养猪场的普遍也是一大原因。由于生猪饲养门槛较低，后院养猪、厨余喂食在重度依赖猪肉的亚洲十分常见,但是这种低成本饲养法容易形成生物安全漏洞，不少农户在发现病死猪时甚至急忙宰杀贩卖，进一步导致病毒传播。
欧洲猪只健康管理协会会长延森（Rick Janssen）指出，非洲猪瘟在中国和东欧的迅速蔓延，就是因为大量后院养殖场的存在。为控制疫情，他强调，政府一定要不断鼓励农户，不隐瞒疫情，确实登记和申报病死猪。
贾巴威也强调“个人行为”是控制疾病最大的挑战之一，除了边防控制，社会大众需要对疾病有所认识，不从疫区携带任何数量的猪肉制品到非疫区。
进入中国
从国际上的案例来看，非洲猪瘟病毒传入无病国家或地区，常与发病国家机场和港口未经高温蒸煮锅的感染猪制品或残羹不能安全处理有关。
游客们不经意间携带的猪肉产品，也是国际间一种快速的传播渠道，多米尼加、巴西、海地、古巴等国爆发疫情皆源于此。
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兽医卢布罗斯（Juan Lubroth）认为，非洲猪瘟病毒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入中国，包括非法或非正式地从受感染国家带进动物或猪肉产品，从受感染国家带礼品回国的游客和工人，野猪入侵，从国外带来并喂给猪的食物垃圾等等。“这种情况每天都会发生，甚至更频繁地发生在那些可能完全不知道风险、没有意图引入毁灭性病毒或者为了省钱而偷工减料的人身上。”
2018年8月在辽宁沈阳发现的亚洲首例疫情，引发疫情的病毒特征性基因序列与东欧和俄罗斯近期流行的毒株同源性极高。
一个有可能的推断是，2018年6月14日至7月15日在俄罗斯举行世界杯期间，国人出境看球赛，顺便从俄罗斯购回携带了病毒的肉制品。这些肉制品未能全部食用，剩下的成为泔水。随后，用泔水喂养生猪，引发疫情。
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报告显示，在中国发生的首例非洲猪瘟疫情中，病死猪剖检发现脾脏异常肿大，疑似非洲猪瘟病毒感染。经国家外来动物疫病研究中心检测，确诊为非洲猪瘟病毒核酸阳性。与俄罗斯和东欧目前流行的格鲁吉亚毒株（Georgia 2007）属于同一进化分支。
不过，业内也有猜测，疫情不一定来自欧洲，而是来自非洲。中国同许多非洲国家间的人道主义援助与公共工程，往来也颇频繁。
中国境内的第二例疫情发生在2018年8月14日，一生猪供应商从黑龙江省佳木斯汤原县鹤立镇将一车生猪260头运至郑州，并向郑州双汇屠宰厂销售，在接受检验检疫时，发现生猪存在异常，其中有30头死亡，驻郑州双汇的官方动检人员于当日立即向郑州畜牧局报告，经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检测确认为非洲猪瘟疫情。
两个多月后，台湾“农委会”称首次从大陆香肠中检出非洲猪瘟病毒基因，该产品外包装显示为“双汇香脆肠”。
双汇发展（000895.SZ）对外宣称，公司高低温肉制品在加工过程中均能杀死非洲猪瘟病毒。
非洲猪瘟病毒60摄氏度以上温度，30分钟就可被灭活。不过，这种病毒非常顽固，能够在异常寒冷或炎热的气候条件下生存很长时间，在以烟熏、腌制方式制成的猪肉制品中，非洲猪瘟病毒可存活半年以上；在血液、粪便和组织、冻肉、未熟肉、腌肉、泔水、下脚料中均可长时间存活。
就郑州发现的这起病例而言，虽然来自佳木斯，但经检测，调出的养猪场并非疫源地，当地在彼时也没有出现疫情。该批生猪通过公路运输，途经多省市，行程2000余公里，流行病学背景复杂。
据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生猪长距离调运是疫情跨区域传播的主要原因，内蒙古、河南的非洲猪瘟疫情均是跨省调运生猪引发的，而不符合动物防疫要求以及未清洗、消毒运输车辆具有较高的疫情传播风险。同时，有不法分子受利益驱使违法违规调运生猪，引发个别地区非洲猪瘟疫情。此外，国外的研究也表明，有接近一半的非洲猪瘟疫情系生猪调运引起传播的。
国际防控合作
农业农村部曾在2018年10月公开表示，国内外均没有有效的非洲猪瘟疫苗，主要是由其病原生物学特性决定的。非洲猪瘟病毒基因类型多、数量庞大、免疫逃逸机制复杂多样，可逃避宿主免疫细胞的清除。现阶段已研制的一些疫苗虽然能诱导产生一定水平的抗体，但并不具备中和非洲猪瘟病毒的能力，无法达到有效防控非洲猪瘟的目的。
国内目前普遍给猪群注射的不少疫苗抗原纯度不高，反而造成了猪只体内过多的免疫消耗，致使猪群的整体免疫功能下降，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马润林博士告诉《财经》记者。如果持续大规模给猪群注射这类低质量疫苗，国内的养猪业有可能将面临更大的疫情风险。
目前，中国科学家正加紧非洲猪瘟疫苗攻关。据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官网介绍，中国发生非洲猪瘟疫情后，该研究所国家非洲猪瘟专业实验室按农业农村部工作部署，依托国家动物疫病防控高级别生物安全实验室，紧急组织科技攻关。
1月12日，国家科技部、农业农村部和中国农科院等单位联合启动了国家公共安全专项“非洲猪瘟等外来动物疫病防控科技支撑”项目，中国农科院是课题承担单位，该项目致力于研究创制非洲猪瘟病毒基因缺失活疫苗等课题。
“目前仍很难预测非洲猪瘟何时会停止蔓延，这取决于爆发疫情与没有爆发疫情的国家协调执行防控措施的能力。”世界动物卫生组织通讯主管凯瑟琳·波特兰-费朗迪对《财经》记者说。她表示，由于至今仍未研发出对应的疫苗，非洲猪瘟仍然难以控制。而想要预防和控制非洲猪瘟，需要强有力的、充分协调的跨行业合作。此外公众和养殖户、生产商需要提高防范意识确保消除一些风险行为不再发生或者至少小心控制，比如旅客在行李中携带猪肉制品或泔水喂养。
除扑杀生猪以外，中国的生猪跨省运输自2018年9月以来受到了严格监管。《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的通知》（下称《通知》）要求，发生疫情的省份及相邻省份，要立即关闭辖区内所有生猪交易市场，禁止生猪跨省外调，对生猪产品调运继续实施差异化管理。其他省份调运生猪不得经过发生疫情省份。运输生猪等活畜禽的车辆不再享受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
为确保从2018年12月1日起，全面实施生猪运输车辆备案和监管，农业农村部、交通运输部、公安部三部委下发加强生猪调运监管、做好生猪运输车辆备案等有关工作的通知，全面强化生猪运输车辆备案等监管措施。
国际上多年来的非洲猪瘟防控实践表明，餐厨剩余物饲喂生猪是非洲猪瘟传播的重要途径。国外有专家对2008年至2012年查明的219起非洲猪瘟疫情进行分析，发现45.6％的疫情系饲喂餐厨剩余物引起。研究表明，在我国发生的前21起非洲猪瘟疫情中，有62％的疫情与饲喂餐厨剩余物有关。这些疫情多分布在城乡接合部，往往呈多点集中发生。为此，上述《通知》还要求，全面禁止餐厨剩余物饲喂生猪。
“对全球威胁的应对需要国际组织、研究和科学机构、发展伙伴、饲养户和猪肉生产商、政府机构以及其他利益攸关方的协调行动，以阻止非洲猪瘟的进一步蔓延。”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在其发布的报告中说。
今年4月9日，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在由中国农业农村部与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共同举办的非洲猪瘟防控国际研讨会上介绍，为防控非洲猪瘟，中国采取了主动监测与被动监测相结合的做法。主动监测以面上排查为主，要求各地按照养殖、交易、屠宰环节排查全覆盖和养猪场户监测全覆盖，全面开展疫情监测排查，及时发现疫情；被动监测以养殖场户报告可疑情况为主，重点关注与疫情有关联的场户和出现生猪发病死亡的养殖场户，要求发现可疑情况及时报告。
韩长赋说，农业农村部会同海关、市场监管、公安、林草等部门，调查疫病传入途径，及时规范处置风险物品，做好境外疫病防堵。
同时，联合科技部加大科研投入，推动将非洲猪瘟疫苗研发列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加快疫苗和诊断技术研发进程。此外，市场监管总局强化生猪产品加工环节监测排查；铁路、民航、邮政等部门全面暂停国内生猪承运业务；财政部将非洲猪瘟纳入强制扑杀补助病种范围，仅中央财政就已发放扑杀补助经费6.3亿元。
在有效疫苗研发出来前，俄罗斯和西班牙的防疫经验正成为各国参考对象。
以伊比利猪闻名全球的西班牙在1960年遭到非洲猪瘟的严重攻击，防疫工作始终无法突破，直到1979年西班牙猪瘟防疫专家桑切斯·斯凯诺（Jose Sánchez-Vizcaíno）的团队研发出快速筛检非洲猪瘟的酶联免疫吸附试验，配合政府1985年成立的“流动兽医临床团队”与养猪户合作，对生猪进行血清检测、卫生检测、检测屠宰场血清等，西班牙在1995年成功消灭非洲猪瘟。
4月初，桑切斯·斯凯诺受邀参加在北京举行的2019年猪业论坛，他介绍非洲猪瘟病毒是独特的双链DNA病毒，可在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靶细胞)中复制，在电子显微镜下观察，整个非洲猪瘟病毒粒子被六边形的被膜包裹着，非常稳定。除了生猪，病毒还存在一种非洲软蜱，这种软蜱也是重要传染媒介。
他指出，在他40年的研究经验中，非洲猪瘟的每次爆发都有不同特点，大小农场的防疫方案也因此各有不同，需要通过分析当地饲养环境、方法和历史来找出控制病毒扩散的办法。
他进一步分析指出，非洲猪瘟在进入中国后的传播速度让他感到讶异，细分其中可能原因包括：野猪的分布、含猪血饲料、厨余喂猪、感染猪在屠宰场宰杀、生物水平漏洞。他认为，在改善这些问题前，首要抗疫之道仍是早期筛检。
另一个积极提供经验的国家是俄罗斯。2007年起遭到非洲猪瘟袭击的俄罗斯，至2017年十年间导致80万头猪死亡，根据俄罗斯国内研究，主要爆发疫情的都是小型农场，但靠着严格的农场监控，大幅提高生物安全，大型养猪场产猪量反而年年增加，今年的猪肉产出预期达2007年的两倍。
拥有防疫经验并看准中国市场面临的猪肉供给缺口，俄罗斯大型肉类供应企业Rusagro今年宣布在青岛投资1000公顷养猪和饲料场，以及每小时宰杀600头猪的屠宰场；通过直接投资，俄罗斯猪企避开无法直接向中国出口猪肉的限制，同时在国内养猪业进行整合时占领高位。
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兽医卢布罗斯告诉《财经》记者，其他受到非洲猪瘟入侵的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将有助于中国控制这种疫病，但只能作为参考，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与中国存在很大的现实差异。中国控制非洲猪瘟需要考虑到养殖户的需求、沟通和外联、费用和补偿政策、监管机构和合规性，中国面临非常复杂的情况。
就像所有传染病一样，一旦疫区不再出现新案例、曾经发生疫情的地点未再发生二次疫情，疾病就算是被控制住，贾巴威对《财经》记者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