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31日，第十二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在上海举行。图/IC
中美贸易战已经打了一年。从2018年7月起，美国先后宣布对价值超过7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提高关税。美国还以保护国家安全为名，对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进行制裁，将多家中国公司纳入“实体清单”，看起来贸易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
贸易战还要打多久？对两国经济产生什么影响？结局如何？值此周年之际，有必要对比双方到目前为止的经济损失，并分析双方是否能够达到贸易较量的目的。
经济损失对比：美国可能更大
过去一年的数据显示，贸易战对美国经济的伤害远大于对中国经济的损伤。
在此期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增加40亿美元，占中国对美出口额的1％；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下跌330亿美元，占美国对华出口额的21％。
2019年5月，美国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关税提高到25％。6月，中国对美出口同比下滑了30亿美元，幅度为8％；而美国对华出口同比下跌40亿美元，幅度为31％。一年下来，美国对华贸易的赤字反而增加了。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出口的产品并不都是在中国制造的。极端例子是苹果手机，在中国组装的附加值只占苹果手机在美零售价的1.8％，苹果本身所占的附加值为58％，剩余是第三国零部件附加值。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中国出口总值的三分之二为中国生产的附加值，而美国出口总值的85％是美国产生的附加值。因此，以出口附加值相比较，美国出口的跌幅更大。
有两个因素可以解释为何中国对美出口受贸易战影响不大。第一是中国对美出口的产品大多没有替代品——譬如苹果手机和民用无人机，美国消费者只能承担新增进口关税。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多数对美出口的制造业产业链只存在于中国，转移成本过高。
苹果在2012年打算将其高端手提电脑MAC PRO的生产转移到美国得州，但发现在美国连一个组装电脑所需的精密小螺丝钉都无法生产。《纽约时报》2019年1月28日一篇报道说：“苹果公司发现没有任何其他国家，更不要说美国，可以与中国的规模、技能、基础设施和成本的组合相匹敌。”
有些出口制造也在离开中国，但并非转移到美国。按理说，美国公司在华业务最有可能回到美国，但美国商会在今年5月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6％的受访者有意将生产转移回国，60％打算留在中国，其他则考虑转移到低成本的国家去。
在进口方面，贸易战对美国经济造成的伤害与中国相比尤为显著。美联储纽约分行的一项研究报告称，“美国在2018年对中国产品增加的关税百分之百地反映在进口的物价上，也就是说中国的出口商并没有因此降低出口价格”，因此美国消费者承担全部关税。美国对华的贸易条件，即相对价格指数，在过去12个月恶化了2.9％，1美元价值的美国出口在贸易战之前可以换回1美元价值的中国进口，而现在只能换来0.971美元的中国货。
假如消费者所支付的关税为政府所得，钱只是在国内转移，理论上对本国经济影响不大。但关税逐步提高之后，美国进口商开始寻找第三国替代品以避免付税——当然还要取决于替代品是否存在。这些替代品比中国货成本高，但只要其进口价格低于中国货的税后价格，买替代品就划算。譬如中国货进口成本是100美元，税后为125美元；如果无须纳税的墨西哥替代品进口价为120美元，那么进口商就会买墨西哥产品。墨西哥进口价和中国货税前价之差对于美国经济来讲就是“无谓损失”（deadweight loss），无人因此受益。
根据纽约联储经济学家的估算，美国提高关税对美国消费者增加的负担相当于每个家庭每年增加开支831美元，美国大约有1.28亿个家庭，所以总和每年超过1000亿美元。而“无谓损失”相当于每个美国家庭每年承担620美元，总和为800亿美元，是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0.4％。这还没有算入新增的对3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也不包括叠加效应，譬如对于美国进口中国中间产品的厂商和出售中国货的零售商的业务所造成的损失。
美国消费者需要支付的额外成本并非均摊，主要由低收入家庭承担。因为富人可以买意大利进口的高档跑鞋，低收入家庭只能买中国制造的球鞋。
反观中国，消费者并没有承担对于美国货加征的关税，加征关税看起来对中国经济几乎没有产生无谓损失。何以如此？
美国彼得逊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报告揭开了这个谜。自2018年元旦至今，中国对除美国之外的贸易伙伴平均关税从8％降低到6.7％，同期对美国的关税从8％飙升到20.7％。不仅如此，中国只是对能够从第三国进口而可以替代的美国商品提高了关税，譬如对于大豆和其他农产品的关税提高至28％到42.2％不等，对于能源产品也是大幅提高了关税；但对于难以同等价格由第三国替代的产品，诸如飞机、汽车零件、药品和高科技产品则降低了关税。
上述报告举例说，中国对进口美国龙虾的报复关税在2018年7月6日提升到25％之后，美国龙虾对华出口暴跌70％；同时中国对加拿大龙虾的关税降低3％，加拿大龙虾对华出口几乎翻了一番，中国从同一水域进口龙虾的成本反而下降了！
打这场贸易战，北京似乎更能算计——又要打到美国痛处，又要尽量消除对本国经济和消费者的伤害。表面上看美国占尽优势，它可以打击的中国出口值不止两倍于中国可以报复的美国出口；但实际上美国承担了贸易战损失，美国的贸易赤字反而扩大了。
美国贸易赤字如巨大气球
美国的主要目标是减少贸易赤字。特朗普认为美国对华贸易吃了大亏，证据就是中国对美国的大幅贸易顺差；贸易战的目的就是要改变中国的贸易政策，减少对华贸易赤字。
美国和许多国家有贸易争执，因为美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大多有贸易赤字，与中国的赤字最大。中国所有贸易伙伴都希望中国市场更开放，但如果中国的贸易方式真是很不公平，为什么美国不能联合其他的国家，尤其是盟国，一起对中国施压促其改变贸易政策呢？
对于美国来说，中国其他贸易伙伴和美国并不在一条船中。中国大陆的主要贸易伙伴里，只有美国和越南是贸易赤字，其他贸易伙伴则是顺差。越南不发牢骚，因其整体贸易顺差，中国部分制造业正在流入越南。在这些贸易伙伴看来，中美贸易战会伤害全球经济。假如中国多买美国货，自然会减少从其他伙伴进口。很难想象，这些国家会站在美国一边而损害自身利益。
美国贸易收支从1976年以来基本处于赤字状态。真正原因不在其贸易伙伴，而在于美国的花费习惯。造成贸易赤字的根源是一个国家的国内总支出大于其GDP。GDP是国内总支出与净出口之和。国内总支出是总消费和投资之和。如果国内总支出小于GDP，净出口（包括商品和服务）则为正值，贸易顺差；如果国内总支出大于GDP，净出口就是负值，即贸易逆差。简言之，一个国家的贸易赤字是花销大于其国内总生产所造成的。
从GDP占比来看，贸易赤字和出口毫不相关。1999年到2018年美国出口占GDP的比例从10％增加到12％。而贸易赤字占GDP的比例仍然徘徊在3％。在1999年－2006年期间出口的总体趋势是微增，而贸易赤字占比从3％上升到6％。在2011年－2014年间，出口占比跃升到14％，但其贸易赤字的占比和1999年－2007年的平均值没有什么差异，还是在3％－4％。
显然，贸易赤字并非出口疲软造成的。如果国内总支出增长与出口同比例或超过出口的增长，那么出口增加并不能减少、甚或增加贸易赤字。
减少贸易赤字的唯一方式是减少国内总支出占GDP的比例。美国在2008年－2009年经济危机期间，其国内总支出占GDP的比例从105％缩水到103％，贸易赤字也从5％下降到3％。从绝对数字看，贸易赤字减少了近一半，从7000亿美元降到3800亿美元。但整个经济收缩了2.8％。假如贸易战可以减少贸易赤字，那就是通过降低国内总支出而使经济萎缩。如同给病人放血治疗，病未必治得好，反而伤了病人身体，得不偿失。
减少贸易赤字的正确方法是，GDP的增长超过国内总支出的增长，这需要技术进步和生产力提高，超过国内支出所能带动的经济增长。贸易战伤害经济，抑制增长，因而减少本国科技产业在国外的销售而减少研发费用，给创新和生产力提高带来负面影响。
即便中国不报复，美国贸易赤字也无法减少，因为造成赤字的根源没有消除。美国仍需承担“无谓损失”对其经济造成的伤害。如果中国增加从美国的进口，就会减少从其他国家的进口，而其他国家会把无法向中国出口的部分卖给美国，或者卖给本来从美国进口的国家，抢美国人的生意。譬如中国多买1000架波音飞机，少买1000架空中客车飞机。
那么后者就会把1000架飞机卖给美国的航空公司，或者在世界其他地方抢波音的市场。
贸易赤字像一个巨大的气球：在一处压扁了，在另一处凸出来，体积不变。无论贸易战的结果如何，中国对美国的贸易赤字都没有多大的影响。
耐痛的程度
目前美国经济强劲，失业率达半个世纪以来最低点，物价水平保持平稳，所以除了那些直接受到打击的进出口商，整体经济对贸易战的疼痛感觉不明显。但情况会变化。
历史提供借鉴。193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斯母特–郝利关税法案》，将平均关税从40％提升到59％，等于是对国外商品关闭了美国市场。欧洲国家采取了同样以邻为壑的关税报复。结果美欧的贸易额在1929年－1932年间暴跌了三分之二。美国参议院的官方网站称这个法案是“美国国会历史上通过的最为灾难性的法案之一”，四年后终被取消。
《斯母特–郝利关税法案》对大萧条的杀伤力还被限制了。当时美国对外贸的依赖程度与今日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当时美国与欧洲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工资差异不大，而且当时的产业供应链远没有全球化。当时美国的失业率达到25％，平均工资下跌了40％。因此，将生产从欧洲转移到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所带来的成本比今天从中国转移回来要低得多。
这些抵消贸易战成本的因素今天不复存在。中美工资水平的差异大约为5倍-6倍；产业供应链已经全球化，转移成本极高；美国当下几乎是全就业状态，没有创造新就业的空间。所以如果贸易战持续下去，即便新增关税的幅度不到大萧条年代的一半，对美国经济的打击也更严重。
对于中国，贸易战造成的真正损失很小，原因是中国控制住进口物价水平。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到目前为止影响不大。随着美国进口商为避免关税而转购第三国替代品，这个状况会改变。但假如中国继续现行策略，贸易战对一个每年增长6％的经济体影响有限。
有些制造业会从中国转移，但此类转移一直在发生。因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历年来持续以双位数增加，出口成本逐步升高，有些低端制造业向东南亚转移是正常的。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和十几年前相比，中国对出口的依赖程度已大幅降低。对美出口占GDP的比例已经从2005年11％跌落到2018年不足4％；总出口占GDP的比例也从2006年的36％滑落一半，2018年为18％，远远低于发达国家（OECD成员国）29％的平均值。中国商品和服务的整体贸易基本持衡，净出口仅占GDP的0.8％。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已经转到个人消费，个人消费占GDP的比例已经从2010年的35％上升到2018年的39％，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上升空间。
2018年中国经济去杠杆，对于减少经济体制中的风险是必要的，但也是经济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恰在此时贸易战爆发，给中国市场造成一定程度的恐慌。很多人把经济放缓的原因归咎于贸易战，实际上是张冠李戴。贸易战对市场的心理打击确实相当严重，企业家信心跌落谷底，股票市场也大跌25％左右。但随着硝烟逐渐散去，中国才发现实际伤亡不大，贸易战并未实质削弱中国经济。因此信心回升，中国内地股票市场在2019年上半年一度蹿升20％左右。
这大概就是为什么特朗普政府一再施压，贸易战不断升级，北京谈判立场转而强硬。以贸易战造成的损失来看，中国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拖下去，拖到美国经济拐点，对中国有利。
中国经济已经有40年持续增长，在可见的将来不会进入衰退，原因是经济仍然处在发展早期，人均GDP只是美国的六分之一，增长空间仍然很大。
美国经济则大概到了复苏周期的顶峰。当周期进入拐点时，贸易战对于消费物价的压力以及对经济产生的成本，很可能会使经济迅速失衡。在经济下滑的压力下，贸易战也就更难打下去了。2019年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率为3.1％，二季度为2.1％，增长明显放缓。如果双方的关税维持8月以前的状态，每年对美国经济带来的损失不低于GDP的0.5％，新增的对华关税可能使其损失进一步扩大，足以在经济增长乏力时候将其推过拐点。
贸易战并不能遏制中国崛起
特朗普对中国发动的贸易和技术战，得到了美国两党支持，目标不仅是贸易赤字，而是中国的经济崛起，尤其是在高科技领域中的进步，对美国世界老大地位形成的挑战。
中国在过去40年的增长是史无前例的。虽然以美元计算中国经济规模只是美国的三分之二，但增长速度是美国的两三倍。中国新建的机场、码头、高速公路和高铁等等基础设施举世无双。中国在科技领域也取得了长足进步，世界公认的5G电信设备领袖华为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曾几何时，任何企业征服了美国市场就征服了世界，但今天仅仅征服美国市场不足以在世界领先。苹果手机以39％的市场份额在美国市场遥遥领先，但在全球市场不过12％，落后于三星（21％）和华为（17％）。苹果手机在中国市场的收入占其总收入的20％。中国手机用户是美国的三倍，要想在全球市场保持自己的竞争地位，苹果需要中国市场。
中美都是对方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经济现在成了无法分割的连体兄弟。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技术转让控制是必要的，也是公平竞争的一部分，但是任何“脱钩”的企图都会给两国以及世界经济造成灾难性损失。
而且此种努力会适得其反，迫使对手加快技术自主能力，并逐步以第三方替代供应源。
中国在2010年11月推出了世界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天河一号，但使用的是美国的微处理器。2015年美国禁止其芯片公司向中国出口超级计算机使用的高端芯片。次年，中国推出了完全使用国产芯片的神威太湖之光，在2016年和2017年蝉连世界榜首。到2018年为止，中国在世界500强的超级计算机排行榜中领先，拥有206台；美国居二，拥有124台。
八年前因钓鱼岛问题，中国对日本实施稀土金属禁运。禁运解除之时，日本已经发展了回收技术，大大降低了对中国稀土的需求。到了2017年，越南取代中国成为日本稀土进口的最大来源，中国在世界市场的份额从2010年的95％左右跌到2018年的70％。
国际贸易体制使得各贸易伙伴根据自身相对竞争优势实行专业化分工成为可能。但是，国际分工取决于国际贸易体制的可靠性；如果靠不住，那么供应链断开甚至贸易脱钩就会发生。一旦风险呈现，潘多拉盒子打开，就覆水难收了。只要风险存在，受到威胁的一方一定会不遗余力地开发替代品。技术或任何类型的禁运对于资源丰富、市场广大、工业基础雄厚的大国，必将刺激自主开发和寻找替代。今天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垄断全部技术，孤立主义损人也不利己。
中国的崛起是无法遏制的。历史证明，中国摈弃了计划经济体制，搞了市场化改革，才造就了过去40年的高速发展。今天，资源主要由市场分配，民营企业占到中国经济的三分之二。在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之际，国企改革和民营化尤其紧迫。只有不断向市场化推进，更果敢地改革开放，中国才能保持增长。
改革将加速中国向消费市场的转型。中国5.5万亿美元规模的消费市场已经成为全球第二，还在不断增长。2018年最终消费（居民+政府）对GDP增长的贡献达到76％。但是，2018年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仅为39％，离美国个人消费对GDP占比68％相距甚远，未来增长的空间仍然巨大。当然以中国人消费和投资的习惯，个人消费不会也不应该达到美国消费对GDP的占比。但中国人多，所以消费市场超过美国市场的规模指日可待。在中国人口老龄化、储蓄率下降的过程中，个人消费会逐渐取代投资和出口，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
美国担心中国政府会集中资源发展技术赶超美国，其实真正的挑战来自民营企业。历史证明，在全球高度竞争的高科技领域和消费领域，只有随着市场发展不断创新，不断优胜劣汰的民营企业才能保持生命力，才能在极度竞争的全球市场领先和取胜。
有专家断言中美贸易战会永久化，双方新增的关税会无限期维持下去。世界上没有永久的事物，更何况是刺入自身经济的一根荆棘。对于经济复苏周期处于强弩之末的美国，转折点终将到来。
贸易博弈的结果，北京很可能更加开放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市场，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体制。这样做对中国有利。中国也可能会承诺大批购买美国产品，但这并不能减少美国的贸易赤字。北京也不可能在原则问题上让步，拿未来发展做交易。
全球化没有让每个人受益，但全球化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富庶，使亿万人改善了生活水平。人类经过几百年的冲突和争战，才发现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价值。经济民族主义失败过，还会再失败。假如贸易战最终能够通过协议降低所有经济体的贸易壁垒，无疑是皆大欢喜的结局。
（作者为太盟投资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著有《走出戈壁-我的中国和美国的故事》（英文）一书；编辑：何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