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鸿海集团（下称“鸿海”）正式启动了印度iPhone生产线，年产能约100万部。以往，每年iPhone新机都是由富士康、和硕等其下代工厂在中国大陆的工厂组装，其他地方只生产旧款iPhone。鸿海印度此举，打破了这一“惯例”。

中美贸易对峙持续升温、苹果iPhone销售持续疲软、特朗普不断施加压力的情况下，七成制造业务扎根中国大陆并向美国等市场出口的鸿海，如何与中国和美国保持一贯的经济合作、互利共赢之生存之道，显得愈加重要。

2017年7月，鸿海前董事长郭台铭响应特朗普“重振美国制造业”的政见，宣称2020年之前在威斯康星州斥资100亿美元打造“威谷科技园”。由于美国劳动力成本相对较高，工厂建设几度生变。如今，当地州政府正重新评估此项目。

同时，“富士康撤离大陆”的信息变得敏感。6月17日，鸿海大陆子公司富士康科技集团发表声明称，“相关流言均为不实信息，目前富士康大陆各园区生产经营有序进行，无撤资现象发生。”“未来，富士康仍将持续扎根大陆，深耕发展。”

鸿海在中国大陆拥有40多个生产基地，发力工业互联网的转型之作“工业富联”（601138.SH）也于2018年6月8日在上交所上市。扎根大陆是必然，但是，正如郭台铭此前所言，中美对峙持续下去，制造业的全球供应链可能将被迫按照中国大陆与美国重新布局，不确定性变大。

此外，全球手机市场饱和、大陆人工成本增加，多重因素在推动鸿海加快变“中国制造”为其他制造的进程。富士康像国内制造业的一艘大船，在产业转移之潮中率先起航。目前看来，印度和越南，是部分产能转移的首选之地。

订单变化：苹果式微，华为转单

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代工商，鸿海有相当部分业务依赖苹果公司和中国。

鸿海旗下的富智康集团（2038.HK）（下称“富智康”），主要为全球手机行业提供垂直整合制造服务业务，OEM（原始设备制造商）业务模式的系统组装业务，即手机代工，是鸿海过去主要业务模式的典型。其行业门槛低、毛利率低，受人工成本影响大。

8月9日，富智康发布的中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收入63.89亿美元，同比下降2.65%。存货周转率由5.71次下降到5.34次。实际上，从2016年中期之后，集团的存货周转率总体便呈现下降趋势；存货周转天数也由24.40天延长至33.68天。自2017年中报起，富智康已连续5个报告期净利润为负。

不难推断，当前，其业务规模在持续收缩并日渐疲软。

一方面，中国手机市场面临萎缩压力。据中国信通院统计，2019年上半年，国内手机总体出货量1.86亿部，同比下降5.1%，其中4G手机1.78亿部，同比下降4.2%。富智康主要客户包含小米、华为、OPPO，以及HMD（HMD global Oy）等，这使得集团业绩受中国手机市场影响较大。反映在财报上，集团上半年存货为9.74亿美元，同比下降30%。

市场研究公司IDC报告显示，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下降2.3%。较长一段时间内，富智康面临的更大问题是，全球手机市场进入饱和状态，且处于4G到5G换机潮来临的前夜，更多的消费者在观望中等待5G成熟。

另一方面，苹果稳定的“摇钱树”角色绝非一成不变，自去年底起苹果不再对外公布iPhone销量，其销售持续低迷。2019年，继第一季度下滑15%、第二季度下滑17%之后，iPhone第三财季营收259.9亿美元，同比下滑12%。作为苹果手机最大的代工企业，鸿海的经营和业绩受iPhone销售情况影响较大。

第三方市场调研机构Canalys最新报告显示，第二季度，华为手机中国市场的市占率达到38.25%，同比增长了31%。对比之下，苹果市占率同比下降了14%。苹果早在第一季度即开启“软救硬”布局，以不断增长的服务业务对冲硬件销售的下滑，这一变化无疑会传导到代工厂。

“去年苹果订单也不多。之前做苹果的产线，很快就转到华为这边了。”一位富士康工作人员向《财经》记者透露。富士康对《财经》记者表示，富士康不针对任何客户及产品发表评论。但多位富士康内部员工证实，苹果订单确实下滑。

苹果订单下滑的同时，华为订单不断增加。

5月16日，美国政府将华为纳入“实体清单”后，伟创力（为华为基站、手机等产品提供组装服务）设立于长沙的代工厂不仅停止生产和拒绝发货，而且拒绝归还数亿元华为的设备和物料。随后华为将伟创力剔除供应链，相关订单转向富士康等其他代工厂。

国内，受华为加大订单量、富士康获转单扩增产线消息的影响，富智康股价一度大涨。印度中资手机企业协会秘书长杨述当时对媒体透露，华为在印度的手机代工业务主要由伟创力和富士康承接，伟创力进入黑名单后，订单将向富士康、光弘等组装工厂方面转移。

此前有媒体报道，由于国内客户订单需求的强劲增长，富士康深圳龙华、观澜厂区二季度总体产值同比增长12%，6月份产值单月同比增长4%。

产能转移：美国遇阻，印度扩张

富智康内部订单有了结构性变化，业绩疲软之势短期难有好转，使得大陆产能面临人工成本和关税成本压力更加突出。

9月1日起，美国将对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10％的关税，但特朗普在8月13日推迟了包括笔记本电脑和智能手机在内部分商品的关税加征日期。但是，一些变化已经发生。富智康在8月9日发布的半年报中称，他们将扩大客户的生产需求，优化其在印度及越南等新兴市场的资源及产能。

中国在经历“腾笼换鸟”式的产业升级。“随着国家国力的上升和生产要素的变化，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富士康的产能转移是符合产业逻辑的必然趋势。”西南证券电子和新经济首席分析师陈杭向《财经》记者分析。

“鸿海内部也在做调整，推进与5G、通讯设备相关的工业富联业务的同时，会越来越多地将不够有效率的低端制造外迁。”以中芯国际、京东方等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将持续增加，当下正处于这一大趋势的起点。

随着中美贸易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多位分析师向《财经》记者表示，富士康和其他制造商都在制定计划，准备将部分生产迁移出中国。

早在多年前，台湾等代工厂就在越南、印度布局。“贸易战间接加大了产能转移的动力和拉力”，一位代工行业人士向《财经》记者分析，国内的人工成本早已提高，关税并不直接给代工厂施压，但最终会通过苹果、惠普等客户降低成本的需要，将转移产能的要求传导回代工厂。

目前，包括富士康在内的多家代工厂正在为此承压。

据台湾《经济日报》报道，尽管特朗普延缓征收对大陆电子产品的关税，台湾四大代工厂已经准备好短期应对措施。广达、仁宝、纬创、英伟达等，都将全面改从台湾出货，增加的成本由客户承担。如果关税上升至25%，长期也将迁移部分产能至东南亚。

“我一向谨慎，都准备好了”。对于将生产线迁出大陆，广达董事长林百里13日在法人说明会上这样说。有关东南亚的设厂布局，林百里则回应，“去东南亚是一定的选项，但什么时候迁进还没决定，目前所有东南亚厂区都看过，具体地点还在评估。”

实际上，6月12日，鸿海新任董事长刘扬伟，在鸿海台北总部的法人说明会上就明确说，“若客户需要，有能力把生产线转出中国。”据其介绍，鸿海仅约25%的生产能力位于中国以外地区。

鸿海本身是一家全球布局的公司。对其而言，产能转换或生产迁移出中国的目的地有两个——美国和越南、印度等低劳动成本国家。此前较为明朗的，一是特朗普想要“重振制造业”的威斯康星州乐山（Mount Pleasant）村，另一个则是越南北部的广宁省广安东梅工业园区。

富士康在美国拿到创纪录补贴、2017年就开始筹备的液晶显示工厂，是郭台铭一手促成的，特朗普还亲自参加了破土动工仪式，他称赞这个美国历史上外国公司最大规模的绿地投资，证明了他复兴美国制造业的能力，是“第八大世界奇迹”。

这是郭台铭对特朗普“重振制造业”政见的积极响应。今年6月，郭台铭将富士康正式交棒新任董事长刘扬伟，专注于参选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的国民党初选。美国工厂一度成为郭台铭竞选的资本。

但是，两年过去了，富士康承诺建造的工厂不断缩水。工厂建设几度陷入停滞，原计划创造1.3万个就业岗位，2018年仅创造178个；液晶面板工厂最初声称的10.5代线也调整为6代线。富士康高管胡国辉曾对媒体表示，相比于制造液晶屏，富士康更希望在那里成立一个技术中心，主要为研发设施、包装和组装业务。

7月15日，郭台铭在国民党2020初选中落败。步入“后郭台铭时代”的鸿海，是否继续不遗余力地推动“美国工厂计划”不得而知。目前，威斯康星州政府正重新评估其利弊。

胡国辉表示，美国劳动力成本相对较高。与其在美国生产液晶显示屏，不如在大中华区和日本生产，然后运往墨西哥进行最终组装，再将成品进口到美国，利润会更高。

8月5日，在岸、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双双跌破“7”的整数关口。8月14日，继华为、中科曙光等公司后，美国商务部产业与安全局（BIS）宣布将中广核及其关联共4家公司列入“实体清单”（Entity List）。中美对峙已由贸易领域向科技、货币领域延伸，大陆厂区面临的客户要求转移产能压力增大。

相比之下，越南和印度是当下更好的选项。

“印度/越南制造”有多远？

为什么是印度和越南？

越南成本够低。它与大陆地理位置较近，拥有5750万劳动人口，是劳动力最丰富的东南亚国家之一。2012年至2017年，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年薪上涨了50%（国家统计局）。而越南制造业工人的平均月薪为216美元（约1524元），不足中国工人一半（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数据）。

富智康中报指出，多年前，他们已在印度及越南设立手机组装厂，协助若干中国品牌客户在亚洲、海外及中国境外市场发展业务，争取更大市场占有率。贸易战阴霾笼罩之下，不少客户有意转向越南寻求制造服务，以回避潜在的关税影响。

相关行动早已开始。2018年10月，鸿海旗下鸿腾六零八八精密科技公告将转投资约40亿元新台币，取得越南New Wing Interconnect Technology股权。今年1月初，鸿海公告称，旗下子公司Fugiang斥资1648万美元，向FUHUA购买越南云中工业区25万平方公尺土地的使用权。

6月25日，据越南当地媒体报道，富士康集团越南负责人卓宪宏（Harry Zhuo）与越南当地省级官员会谈，表示鸿海富士康计划在越南北部的广宁省设立电视荧幕组装生产线。鸿海在越南北江（Bac Giang）本就设有制造苹果产品的据点。此外，有市场人士猜测，鸿海正将相关土地出售给旗下负责生产iPhone用的线路和连接器的鸿腾精密（FIT Hon Teng Ltd）。

上述代工行业人士认为，美国向来都是产业转移的幕后推手。“几十年前如何将‘日本制造’、‘韩国制造’转移到中国，如今就如何逼迫‘中国制造’转移出去。”美国的高人工成本会阻却大多数代工厂回迁，特朗普退而求其次地选择中国以外相对熟悉的越南。

印度接近市场。根据第三方市场调研机构Counterpoint数据，2019年第一季度，印度智能手机市场份额前五分别是小米（29%）、三星（23%）、vivo（12%）、OPPO（7%）、Realme（7%）。第二季度，印度智能手机市场继续增长，前五位次不变，小米仍以28%市场份额稳居第一。

今年上半年，由于中国品牌客户旗下印度业务持续增长，富智康在印度的业务销售额，占其总销售额约31%。富智康表示，作为印度最大合约制造商之一，将扩大印度当地的制造服务及元件供应链，在印度吸纳更多新中国客户，应对印度市场及出口需求。

鸿海在印度本来就有工厂。2017年12月，富士康已在印度安得拉邦的斯里城拥有5座工厂，为小米、诺基亚等厂商每年制造近1500万部智能手机。2018年，富智康为印度业务额外注资100万美元。

“（印度、越南）进一步扩大很难”，一位台湾代工企业高管告诉《财经》记者，“代工业其实是随潮而居，跟着市场走，跟着生态链走，满足客户。”代工行业不能单纯只看用工成本。“大家都知道印度的人工成本低，如果单纯以用工成本衡量，郭台铭为什么还去美国建工厂？”

以iPhone为例，其组装，不仅只要低成本的劳动力和政府补贴，还有很多配套的硬件、软件设施，需要全球各地的供应商协同。在一个选定的地方设厂，周边必须有完整的生态链，完整的供应链。印度iPhone生产线产能不足，主要是因为苹果对iPhone的组装精密度要求很高，印度工人需要更长的时间学习消化。

“富士康大规模撤出中国是毫无疑问的。”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向《财经》记者表示，越南和印度初期需要基础配套、培训员工等成本，投入是高昂的。但是国内原材料、人工成本只会增加。对富士康来讲，长痛不如短痛。产能转移，只是时间问题。

这个过程也许相当缓慢。

当下，鸿海面临的问题是，75%的大陆产能，有多少面临转移压力并且能够转移。国内东部地区的工厂相对容易撤离，中西部地区仍处于工业化中期，“人口红利未尽，代工经济对地方经济增长、促进就业、产业工人转型的作用依然相当显著”。

近年来，优衣库、耐克、三星等多家外资巨头，已将中国国内的一些工厂转移到东南亚和印度。“大陆拥有近百万员工的富士康，在撤离过程中面对更大的工人补偿安置问题。所在地政府也会成为阻力。”李锦补充道。

从利益最大化角度看，鸿海也许不得不把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迁出，但目前看来，鸿海对“印度制造”和“越南制造”还需要有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