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每年7月14日都会有庆典，以纪念“巴士底日”。230年前的同一个日子，法国人民攻陷巴黎的巴士底狱，引爆法国大革命。民粹主义运动自此勃兴，推翻了以绝对君主制为特征的“旧制度”，代之以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大众信条。

今年巴士底日庆祝活动中展示了法国军事力量，似乎他们需要用这种方式才能应对“黄背心”抗议运动。或许他们还没有忘记法国大革命的暴力历史。

民粹主义该从经济学还是文化上定义？自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以来，专家们一直在试图理解民粹主义，对它的定义是：一种群众运动，包含着反精英、专制主义和民族主义等元素，它植根于经济动荡和身份政治。

如果仅仅考虑经济维度，哈佛大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认为，正确的经济政策可以解决经济不平等和地区失衡问题。但如果是文化和价值观问题，那么政策选择就捉襟见肘了，这使得这种结构性变化更加难以应对。

真正的问题在于，即便有适宜的政策来处理不公平现象，政治已发展到如此对立，似乎无法达成正确的政策组合。为防止民粹滑向混乱，在寻找达成和解、妥协和重建信任的正确方法之前，需要仔细斟酌。

茱莉亚·阿扎里教授认为，由于三个历史遗留下来的缺陷，美国民主制度已运转失灵。首先，现代政治事务主要在国家层面解决，但投票却以地方层面为根基，这也就意味着相较于城市中种族日益混杂的选民，参议院席位更多地被赋予了年老的农村白人人口。第二，伴随政党路线两极分化，并变得牢不可破，党派政治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共和党越来越愿意采取敌对措施来阻止民主党所要求的改革，并杯葛司法任命和立法行动；在意识形态路线上，往往倾向于富人，但对基督教-犹太教的宗教热情多有支援。第三，尽管南北战争是因奴隶制而起，但种族问题仍在美国政治中扮演着一个促成分裂的因素，这集中表现在近日特朗普总统要求四位非白人民主党国会女议员“从哪来的就回哪里去”，国会就此对其提出了批评。

种族、宗教和认同问题是最近民粹主义的核心。

与美国一样，英国和欧洲民粹主义政治中右翼的崛起就反映出认同问题。首先，投票模式存在代际差异。在英国脱欧公投期间，本来希望留在欧盟的年轻人没有投票，而老一代则更多地投票支持脱欧。因为更愿意保存英国认同和主权，欧盟委员会日益侵夺主权，便催生出潜在的怨恨情绪。正是这种对英国主权和认同的根深蒂固的关注，为那17万名（大多为白人且年龄较大）保守党成员提供动力，他们不仅将决定下一任英国首相人选，还决定着英国脱欧谈判的命运。

在欧洲，种族和宗教因素强化了右翼保守派的恐惧，他们也向布鲁塞尔（欧盟委员会所在地）表达了对经济主权丧失的忧虑，以及担心北非和中东移民不断增长会导致欧洲不堪重负。比如匈牙利和意大利右翼政党，其对与俄罗斯合作并无訾议，却极为反对外来移民。当欧洲正努力振兴经济之际，如何在民粹主义导致利益分歧加剧的情况下将欧洲联合起来，正是地方政治与国家利益之间的鸿沟之所在。

这种分歧也存在于香港。显然，经过156年的英国殖民统治，香港人和内地人之间已存在文化差异。最近香港的抗议事件就反映出这种认同差异，这一问题必须在2047年之前处理好。

因此，内地和香港社会必须达成一种新的社会谅解：如何在同一个国家内，容纳彼此间的不同意见和文化差异。

阿扎里对国家-地方鸿沟的分析，排除了地缘政治这一维度。借助于知识和贸易的迅速扩展，全球化已经侵蚀了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中所界定的国家主权。尽管如此，各国政府仍然反对任何外国干预其内政。

因此，香港的年轻抗议者们呼吁二十国集团干预以推进其目标时，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样做会有何种严重后果。将“家庭内部争吵”升级为“家庭外部”争端，这样做可能带来“巴尔干化”的（外国干预招致国土分裂、战争连绵）风险，这是该地区任何一个人都不愿看到的。

简而言之，如果我们不尽早通过合宜的政策来应对国内经济不平等，并坐视更深层的文化差异浮出水面，那么问题就会变得远比我们预期的严重，更加难以应付。

认识到预防比治疗更明智，具备这样的政治智慧才是真正的挑战所在。而现在，如何达成和解与修复，将成为未来真正的政治考验。

（作者为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香港证监会前主席；翻译：臧博；编辑：袁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