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的胀与生产者价格指数（PPI）的缩同时出现，给宏观调控提出了新的挑战。

虽然此次CPI走高不排除猪肉供给紧张的特殊因素，但是正如任何通胀归根结底都是一种货币现象，所谓的结构性通胀或多或少都反映了货币总体上处于超发的现实。在这种状况下，任何一种消费品的阶段性供给趋紧，往往都容易造成价格上涨的联动和轮动效应。

而与此同时，由于房地产调控和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以及全球需求下调的影响，工业生产下行压力一直未得到实质性缓解，又对工业生产形成紧缩效应。

缩胀之间费思量。近年来人们已经意识到仅靠货币政策的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式的总量调控，达不到预期的调控效果，哪怕辅之以定向降准降息，并通过行政指导加大对具体行业和部门的房贷力度，也难奏全功。

如此一来二去，人们又把问题归结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顺畅。其实，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以及资金脱实向虚问题，或多或少都是个伪命题。在一个市场经济体，资本如水，哪里回报率高，自然会流向哪里。实体经济的回报率提高不上来，所有疏通货币传导渠道和扭转资本脱实向虚的努力都会大打折扣。

当然，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取消各种有形无形的资金价格双轨制，其重要性毋庸置疑。不过资金价格双轨制由来已久，中国民营企业胼手胝足筚路蓝缕，当年在那么高企的利率甚至告贷无门的情形下都能迎来蓬勃发展，说明这确实不是根本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三期叠加”等种种原因导致的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企业利润率和投资回报率的下滑，而民企则因为种种非中性待遇而受伤害更深而已。

当前积极的财政政策还有一定的空间，无论是减税降费进一步减轻企业压力，还是鼓励地方政府发行专项债通过精准基建来稳住投资，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冲经济下行压力。

不过，考虑到去杠杆的大背景和对地方政府举债行为越来越规范化，难以期望基建再度成为比较趁手的稳增长的抓手。

货币总量不宜过度宽松，积极财政面临各种掣肘。这就要求宏观调控者不仅要有总量思维，更要把活儿细化。既需要稳宏观，更需要激活微观。在留够相对充裕的流动性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债务风险的前提下，主要的着力点还应聚焦到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上来。

归根结底，中国的问题还是要在发展中得到解决，就问题解决问题往往陷入其中而不得其解。上一轮国有商业银行的再造，和国有企业的脱困，之所以能取得阶段性辉煌成果，主要还是靠经济中先进部门带来的发展红利。以史为鉴，中国当前的问题就转化成如何鼓励先进、淘汰后进，并采取多项举措消化转型成本的问题。

决策部门要敢于挑肥拣瘦，鼓励先进地区的先进行业和先进部门发挥先行优势。不要怕拉开差距，而应采取种种措施引导资源向头部集中，以期大幅提高发展红利，再通过联动、反哺、溢出、涓滴等多种效应来实现先进带后进的目标。

不要怕落后地区落后产能要出清。落后产能得不到淘汰，利润怎么向头部企业集中。没有一定的利润率，企业又怎么能进行必要的升级改造投资。

靠稳住落后企业来稳就业，无异于与虎谋皮，只能为以后的发展埋下更多更大的隐患。这几年宏观调控的经验教训充分证明，如果不能咬紧牙关硬起心肠，企业一叫痛就放松银根，只会更加鼓励低水平扩张，为下一轮去产能埋下伏笔，令债务问题更加严重，并令宏观调控陷入进退失据的窘境。

没有通过市场竞争杀出一条血路的优势头部企业，去通过市场化手段进行行业的重组再造，中国的新产业集群优势又如何能实现。如果反其道而行之，总靠大国企去托举有问题的小企业，靠大银行去“拥抱”有问题的小银行，长此以往，会拖累整体经济负重前行，并导致市场活力渐行渐失。

总之，现阶段更需要创造性地解读和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只有在发展方面更多强调市场经济，实现更多增长红利，才能在民生方面更好地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