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个十年增长动力何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齐头并进，成就斐然，城市化率从18％跃升至60％，人均居住条件和基础设施大幅改善。不过，旧城市化模式在近年来遇到瓶颈，包括交通拥堵、污染、房价等大城市病，生产率增长也显著放慢。此外，“去全球化”趋势逐步涌现，加之正逢国内人口老龄化潮汐，给中国的产业链优势和经济增长前景带来疑问。

笔者认为，应对上述挑战的关键在于进一步推动城市化2.0释放潜力，积极拥抱新技术、奋力打破旧桎梏，通过建设连接紧密的超级都市圈，打造智能城市改善城市承载能力，以促进要素和人员的自由流动和聚集，激发不同行业间协同效应，从而进一步释放生产力。这主要得益于三大支柱：

首先，特大城市群兴起，发挥集聚优势，同时缓解大城市病。城市的最优规模一直是政策层和学术界的争论焦点：规模太小则缺乏效率，而太大则易引起拥堵、房价高涨，管理难度大增。鉴于对大城市病的担忧，特别是一线城市日益严重的拥堵和污染，城市化1.0阶段户口限制贯穿始终，且一度聚焦于区域再平衡（即“当地城镇化”），包括2000年开始的“西部大开发”和2004年开始的“振兴东北”。这些举措旨在缩小区域间差距，缓解人口流向沿海发达地区的压力，但与正常的经济规律参照，仍有可商榷之处。

可见，中国的城市化依然有进一步提升集聚效应的空间。笔者认为，城市化2.0将以先进的城际高速铁路系统为纽带，模糊传统城市边界，在2030年将形成五大超级都市圈，笔者为了方便而简称之为：江南（长三角）、首都（京津冀）、湾区（珠三角粤港澳）、湖区（长江中游）及盆地（成渝城市群），平均规模将达1.2亿人，每一座城市群相当于日本的全国人口数量，为中国贡献75％的经济增长及过半的城市人口增量。

其次，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包括5G、云服务、大数据、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打造更快捷、安全、环保和宜居的智慧城市，显著提高城市的承载能力。到2030年，高速城际通勤列车、智能交通控制系统、共享出行和自动驾驶技术等将能有效缩短出行时间、提高道路安全；电动车和清洁能源则将有助于减少污染；家居生活方面，智能家电可自行完成繁琐的日常家务、订购日用品，并通过新型无人机实现自动配送。

最后，依托土地改革和智能耕种的广泛应用，农业部门将逐步实现更有规模化的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当前我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不及发达国家一成，碎片化的小农经济仍广泛存在。但如果未来十年，通过深化土地改革促进土地经营权流转和集约化耕种，同时运用物联网技术实现自动化监测、分析和耕种，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将成倍提高。

上述很多情景并非科幻，在中国已逐步成为现实。展望未来，城市化2.0阶段将迈上新台阶。技术上，得益于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广泛应用，都市生活将发生蜕变。而政策上，中央财经委员会在8月明确提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载体”，指出应通过改革土地管理制度，统一养老保险，促进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多年以来首次强调继续扩大发达地区大型城市群的引领作用。政府在过去一年也通过打破地方行政隔绝、一体化通盘顶层设计的方式，对上述三大支柱给予了有力支持。

积极拥抱新技术，奋力打破旧桎梏，将有助于大幅提升超级都市圈的人口承载能力，从而促进需求匹配和资源共享，最大化知识外溢效应，促进供应链专业化和规模化，并激发不同部门之间的协同效应。宏观层面，笔者预计到203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进一步升至75％、增加2.2亿新市民，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保持领先，从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人均国民收入比当前翻一番。

微观领域，与城市化1.0阶段的旧工业部门崛起受益不同，当前的2.0阶段将提供三大发展主题，包括工业互联网兴起（利好5G、云服务和物联网企业）、成熟产业数字化（无人驾驶、智能物流和电网、大数据金融等），以及智慧城市新生活（智能家居、远程医疗及体验式服务消费等）。笔者的团队预计，至2030年，中国万物互联和数据市场的规模将达到1万亿美元，3倍于当前规模；国内自动驾驶汽车的市场占有率将升至20％；物联网设备数量增加到人均7部；城际快速通勤铁路里程较目前增长8.5倍。

诚然，中国城市化2.0的前途光明，但路径依然可能面临不确定因素。最常见的担忧之一是信息自动化是否会压制就业，抑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担忧之二是城市化2.0的建设是否会引起宏观杠杆率再度急升。对于这两点隐忧，笔者认为风险大致可控。

（作者为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编辑：陆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