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8日，在北京和华盛顿都已经可以嗅到春暖花开的气息，但是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雷奇，仍然是天寒地冻，白天的最高气温也只有零下9摄氏度。备受关注的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的首次中美高层对话便在这冰天雪地中展开。
参加对话的中方代表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和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美方参加对话的为国务卿布林肯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
会谈开始前，从多方传达的消息已经可以看出，中美双方对本次会谈的期望值并不高。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会谈开始前的3月17日对媒体称，中方“并不指望一次对话就能解决中美之间所有问题，所以对这次对话也没有过高的期待或者幻想”。而美国高级外交官员也对美国媒体预测称，本次会谈“不会顺利”。
果不出所料，3月18日的第一场对话开始后，布林肯做了简短的欢迎致辞，紧接着就把话锋转向新疆、香港、台湾、针对美国的网络袭击以及恫吓美国盟友等美方“深度关切”的问题，布林肯说：“这些行为都威胁到了基于规则的秩序，这个秩序维护着世界稳定。”
随后，沙利文也发表简短讲话，对中国展开了激烈批评。最后沙利文还说，“我们不寻求对抗，我们欢迎激烈的竞争。”
轮到中方代表发言时，杨洁篪对美方这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予以了批评和反驳。杨洁篪说，中国原本“希望这次对话是真诚的、坦率的”，但是“台湾、香港、新疆都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部分，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干涉中国内政行径。……美国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同中国说话，中国人不吃这一套。与中国打交道，就要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历史会证明，对中国采取卡脖子的办法，最后受损的是自己”。
杨洁篪还指出，美国国内在人权等方面存在很多问题。美国应当做的是改变自己的形象，管好自己的事，而不应自己的问题没解决好，向世界转嫁矛盾、转移视线，不应对中国的人权、民主说三道四。
王毅则在讲话中再次强调了中国的基本立场：“中方过去、现在、将来都绝不会接受美国的无端指责。”而且王毅还强调，美国在会谈前采取的一系列小动作“不是正常的待客之道”。
王毅口中的“小动作”是指美国政府在3月17日宣布就香港问题对24名中方官员施加金融制裁，禁止他们进入美国，并冻结了他们在美国的资产。迄今为止，美国针对香港问题已经对共计34名大陆和香港的官员实施了制裁。
同一日，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称，针对多家在美国提供信息和通信技术与服务的中国公司发出了传票，调查涉及这些公司的交易是否对美国构成安全风险。
更早前，美国防长奥斯汀和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了日本和韩国，在访问期间，两人频频发表讲话，指责中国“正在给（本地区的）民主和稳定带来威胁”。
对中美两方记者开放的简短开场白，由于双方激烈的唇枪舌剑被迫延长到一个多小时。即便到了开场白结束之前，还发生了一件让中方代表觉得“不公平”的小插曲。
在王毅发言结束之后，记者们原本应该被请出会场，留下双方代表进行闭门会谈。但是布林肯和沙利文留住了准备撤离现场的记者，以“中方发言时长过长”为由，要求补充发言。沙利文说：“一个自信的国家能够认真审视自己的缺点，并不断寻求改进，这就是美国的秘密武器。”但是当中方希望进行补充发言时，记者团被强行要求离场。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刁大明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称，美方小动作不断源于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国内压力。这种压力不仅来自于特朗普留下的政治遗产，还有拜登政府所面临的国内政治压力，从疫情再到党派政治。而这种压力将使美方心态比较急，在某些领域对中国有需求。
丹佛大学约瑟夫·科贝尔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中合作中心主任赵穗生也告诉《财经》记者，“美国现在政治环境很不好，拜登和布林肯这些人头脑清晰，但被美国国内政治环境绑架，可能被迫说违心话做违心事。拜登上台之初，我很乐观，但现在这个政治环境让我觉得不乐观，布林肯在国会听证表示特朗普对华政策是对的，但方法不对。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实质一样，但形式不同。”
但是，“无论如何，能见面就是积极动向，这证明拜登政府确实想缓和中美关系，尝试找到两国可以寻求合作的途径和领域，并加强对话。”赵穗生补充道。
刁大明认为，此次会议是美方主动邀请我方，中方是应邀，因此这个高层战略对话肯定不是凭空而来，“我个人认为，中方应该有一个不急不躁的心态，中方对未来如何推进中美关系已经表达得很清晰，即拨乱反正、重回正轨。中方不太可能期待通过一次会晤将所有问题全部解决，但如果能谈起来当然是很好的开始。”
按照计划，这次在安克雷奇举行的中美高层对话一共有三轮，3月18日举行两轮对话，19日还有一轮对话，正式对话过程不对媒体开放。截至记者发稿，18日的两轮对话均已结束，美国一名政府高级官员向媒体透露称，首日举行的对话是“有实质性内容，是严肃认真的，也是直言不讳的”。王毅在第二轮谈话结束后也称，“会谈的气氛谈不上紧张，各自阐述自己的立场。”
在会谈开始前，有分析认为，双方有可能在气候变化、合作抗疫、应对芬太尼泛滥等全球治理的问题上达成合作意向，在伊核问题和朝核问题等地区安全问题上也会表达共同的关切。
拜登自上任总统以来强调将在贸易、技术、安全和其他问题上对华保持强硬态度，同时寻求合作领域。合作领域之一就是气候变化，据悉，中美两国政府将共同主持一个G20研究小组，重点研究与气候变化有关的金融风险。这是在中美双边关系紧张之际，两国建立互信的一次积极尝试。
赵穗生对《财经》记者指出，拜登上台后虽然没有做出太大调整，但对华政策可预测，而不是像特朗普那样充满不确定性。
以下为本次对话前《财经》记者与刁大明的对话全文：
《财经》：此次“2+2”会晤是拜登上任美国总统后，中美两国高层官员首次面谈，你如何看待此次会晤选址和规格？
刁大明：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会晤是拜登成为美国总统后中美两国的首次会晤。中方代表团也是拜登政府在美国国内接待的第一个外国代表团，这显现对中美关系的重视。在处理双边问题上，美方派出国务卿加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这是历史上罕有的人员配置，这凸显中国在美国整个亚太战略中的关键意义。我方也派出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和国务委员的组合，这在涉外事务中也是高配，也凸显中方对中美关系重视。虽然是在美国境内举行，但会晤地点距离彼此首都距离差不多，甚至中方还近一点，所以此次会晤地点考虑到对等性。另外，安克雷奇的意思是“锚地”，希望在此地的会晤可以为中美关系锚定一个相对稳定向好的新起点。
《财经》：但美方对此次会晤的措辞是“一次性会议”而非过去几年举办过的“战略对话”以及与盟友会晤后的顺路，美方为何会有这种措辞？
刁大明：此次会议是美方主动邀请我方，中方是应邀，因此这个高层战略对话肯定不是凭空而来。虽然国外媒体渲染中美“2+2”会晤是在美国与盟友会晤后进行，给外界感觉美国要联合盟友应对中国，但对于美国这样的国家来说，与盟友沟通重大外交事宜是惯常操作。至于美方在国内进行的一番表达，这是小动作不断，比较扭捏，让人感到美方国内压力很大。
美方所面临的国内压力不仅是特朗普执政四年留下的负面氛围，还包括拜登上台后所面临的政治压力，1.9万亿美元纾困法案达成的过程艰难，还没宣布一个政治任命大使。在疫情方面，虽然数据显示整体上有所缓解，但病例增长25％的地区还是非常密集的，例如，密苏里州有114个county（县），其中103个在过去一周增长25％，防疫出现短板，势必拖累全局。在疫苗接种方面，美国疾控中心数据显示，超过11％美国人已经接种疫苗。这个数据虽然看似不错，但在各州民主党支持者都接种之后就很可能出现瓶颈，因为很多共和党支持者仍拒绝接种。
拜登最近民调支持度一般，只在52％－56％之间，如果按照同期水平对比，还不如小布什。甚至有戏言称，如今华府的权力中心已不是PresidentJoe（总统拜登）而是SenatorJoe（西弗吉尼亚州参议员乔·曼钦，保守派民主党人，参议院投票关键人物），这是夸张说法，但也间接折射出拜登所面临的国内压力较大。
《财经》：这种巨大的国内压力是否会为美方参与此次会晤带来影响？
刁大明：面临巨大的国内压力可能会让美方比较着急，对中国有所需求，这也是为何拜登政府早早出台《临时战略方针》（Interim Strategic Guidance），在气候变化、伊核以及朝核等地区热点问题上，美国都需要中国的态度。
《财经》：中方应该如何应对美方面临巨大国内压力的这种心态？
刁大明：我个人认为，既然美方比较着急，中方就不用着急。此次应邀与美方会面，不仅展示中方对中美关系重视，也展示中方希望通过对话协商来促进中美关系的长期一贯积极态度。中方应该有一个不急不躁的心态，中方对未来如何推进中美关系已经表达得很清晰，即拨乱反正、重回正轨。中方不太可能期待通过一次会晤将所有问题全部解决，但如果能谈起来当然是很好的开始。
中方强调中美关系要拨乱反正，即中方不接受拜登政府以接受特朗普政府留下的遗产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开局，拜登政府不能默认特朗普政府留下的这些贻害。
过去一段时间，拜登政府只是在对华政策某些小的具体领域进行微调和稍许放松，例如，Tiktok、微信、孔子学院，算是一定程度的拨乱反正；对另外一些问题进行审查，也许未来的情况是继续，或者改变，是否改变以及改变多大值得关注；当然，拜登政府在有些方面没有再进一步，不继续做负面的事情也算调整。
这个状态可以从两方面解读，一是国内压力大，对华一有动作就受到批评，所以拜登要进行战略“忍耐”。另一方面，从双轨博弈来看，是国内压力大造成他不敢大幅调整对华政策，还是借助国内压力与中国讨价还价，这需要搞清楚。在这个意义上，希望双方在具体行动方面能够更积极落实两国元首通话的共识，缓和两国关系，实现比较稳定局面，双方步子要迈得大一些，如果能够如此，那么此次会晤还是非常积极的。
《财经》：此次会晤可能在哪些方面达成一些共识，会向外界传递怎样的信号？
刁大明：此次会晤可能会在两个层面上产生一些积极影响，一个是为两国领导人未来对话创造条件，另一个是对具体议题对话、机制和非机制沟通创造条件。如果能达成共识将保证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疫情在全世界范围内仍是挑战，世界经济复苏依然任重道远，如果中美能在这个时机，快速进行高层战略会晤并达成积极共识，这对全世界是积极信号。
两国可能在一些比较聚焦的领域有合作意向，例如气候变化是比较重要的推进面，据外媒报道，两国气候变化团队已经会晤多次，如果在这次高层战略对话上能够推进，是非常积极的，这个事情美方有期待，也体现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的国际担当。在伊核问题上，如果美国有积极态度，不仅对地区和平稳定有利，也符合中方的看法。在其他全球治理问题上，可能涉及合作抗疫，例如在世卫组织框架下，对疫苗等资源分配和互相认可可能有意向。还有在应对芬太尼问题上，美方也有需求。这些领域不仅是国家间合作，也涉及公众福祉，如果有所共识，那么会是积极意向。对于上述问题，也可能未必在此次会议上就达成共识，但双方如果可以表达出充分的关切，就有可能进一步共同推进这些事务。
《财经》：会在备受关注的关税和中美人文交流领域达成积极意向吗？
刁大明：如果此次会晤能在战略意义上达成共识，未来可能在具体议题落实上有所推进。人文交流也如此，也许这次会晤会在大方向有说法，在民间和教育领域增加沟通，减少人为干扰，双方沟通时可能会提及留学生话题，会推进这个事情好转。
《财经》：虽然此次会晤释放中美两国寻求接触对话的积极信号，但特朗普政府时代鼓吹的“会晤无用论”仍然影响华府政治圈，你认为通过对话处理中美关系真的过时了吗？
刁大明：共识重要，对话本身也很重要。纵观中美关系历史，对话扮演重要角色，有助于增进两国沟通协调，并非美国国内一些政客所鼓吹的“对话无用论”，只看重结果导向、目标导向。这种观点完全不懂中美关系历史，中美两国互动中很多成果和机制都是通过对话解决的，1955年-1970年期间中美进行了136次大使级对话，从日内瓦到华沙，话题涉及很广，包括美国在华战俘和在美华侨互相回国问题、台湾问题以及亚太地区热点问题等，这期间经历两次台海危机和中美苏关系变化，两国在这种关键时期保持不算低频率的有效沟通对话，当面锣对面鼓，即便不是每次都能谈出共识，也为两国进行积极互动的可能性留下空间，因此对话对于中美两个谁也离不开谁的大国来说弥足珍贵。
美国强调结果导向、目标导向，不看说什么要看做什么，这听起来确实务实。从新中国外交开始，中国也强调信义，强调一定要兑现承诺的。问题在于美国要的结果是对谁有利的结果、是谁的目标，如果是单方面对美国有利的目标和结果，那当然对话无用，因为那不是平等对话，完全只是施压；如果是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如果是对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有利的结果，中方就可以努力去推进并实现。不能单方面要结果要目标，然后就鼓吹“对话无用论”，对话恰恰是实现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和目标的唯一方式。
《财经》：和“对话无用论”一样，很多特朗普政府外交理念仍在影响拜登政府，你如何评价到目前为止拜登政府对华政策，此次会晤后可能会作出哪些调整？
刁大明：一方面，拜登政府尝试沟通的意图透露出，他们希望迈出更大步伐。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关注拜登在此前讲话中所表达出的意向，即特朗普政府对华方向没错，但政策是错的，这个错指的是对美国自身利益伤害大。拜登要改动的是对美国伤害大的政策，要看何时能调整，要看能否有时机让他调整。
另外，拜登政府到目前为止尚未有对中国更新版本的定位表述，只是说对华事务是“21世纪最大地缘政治考验”。虽然不再提及特朗普政府将中国定义为“修正型国家”，但我个人感觉拜登政府变化不大，拜登政府也强调竞争，有过多种表述，例如，extremecompetion（极限竞争）和stiff competition（激烈竞争）。以前提竞争的时候是竞争加合作，但现在提竞争是竞争不意味对抗，仿佛要以竞争定位中美关系。如果说特朗普强调的是没有限度的竞争对抗，那么拜登就是给竞争加个天花板（ceiling）。但如果将中美关系定义为竞争，对合作轻描淡写，那么对抗就非常有可能，因为竞争很容易滑向对抗。
在外交领域，拜登要梳理特朗普政府相关政策，从布林肯的“美国人民外交”和沙利文的“中产阶级外交”来看，拜登政府和特朗普一样是内顾理念，要符合国内利益，而不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要将自身利益最大化。所以在政策调整时强化盟友关系，通过排他性和选择性多边合作强化美国能力，与主要竞争者竞争，而非单打独斗。但如今美国能力有限，不能给盟友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只有通过强调价值观黏合盟友，盟友要在国家利益和价值观之间权衡，在利益不受损情况下可以坚持价值观，在利益受损情况下，若要继续推进，美国只能将其强化为利益受损也要维持价值观，这种情况下，就会升级为意识形态意义上对抗。如何在与中国不冲突的同时，又要将中国渲染为让美国不多花资源又能团结盟友的所谓“价值观威胁”，这平衡起来很难。
总的来看，拜登政府调整对华政策对中美关系带来的影响不会像特朗普时代那么快速且瞬时压力极大，而是长期性的累积压力，一些观点认为这是缓和，但这种也危机四伏，比较难对付。拜登政府这种转变并非是对中美关系有积极看法，而是对美国作为国家的自身能力有务实看法，不能硬碰硬，只能通过其他方式，如果特朗普是制胜于中国以解决国内问题，拜登则是制胜于国内以解决中国“问题”。
《财经》：此次美方团队由布林肯和沙利文领衔，布林肯是美国外交系统中老牌职业外交官，沙利文提出“为中产阶级服务的外交政策”理念，你认为他们谁将在拜登政府今后的对华政策中发挥更主要作用？
刁大明：沙利文外交理念从竞选阶段到上任至今对拜登政府影响很大，拜登在国务院发表美国在世界地位（America’s Place in the World）演讲时反复提及美国外交为中产阶级服务。沙利文在公开场合强调外交政策为中产阶级、为劳动阶层和劳动阶层家庭，布林肯则未在公开场合强调这一观点，他强调为美国人民服务的外交。这凸显二人在理念上有一定区别，虽然都明确外交政策是为了国内，但究竟为了谁还不是很清楚，中产和劳动阶层是有区别的。
如果论个人关系，布林肯和拜登关系更近，拜登确实重感情，衣不如旧，人不如故，对布林肯有一定重视。同时拜登也善于平衡，他总是让房间里的所有人都各抒己见之后自己再表达意见。沙利文代表民主党新力量，沙利文被称为新民主党人和进步派民主党人之间的桥梁。这两个人对其各有意义，很难在一个尺度上进行比较，会在不同维度发挥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