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财经智库》组织我们一行对青岛农商银行进行了现场调研。走进该行大堂，智能机器人逗乐了大家。我与其对视时，有人让其叫“杨爷爷”，机器人说看上去这么年轻，怎么好叫爷爷？我倒也为自己看上去不老而窃喜。可他还是很快记住了我这个“杨爷爷”。只要从他身旁走过，他就亲切地喊“杨爷爷好” ！ 这场景可是颠覆了我对农商行的印象：其信息化、智能化及其治理与经营创新今非昔比；然而调研中也发现其转型升级面临不少烦恼，解除其烦恼势在必行。

城镇化加速发展与农商行转型升级

据介绍，今年以来，青岛农商银行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坚持疫情防控和业务发展两手抓、助力复产与风险管控两手硬，同时围绕“15个攻势”部署，扎实服务“六稳”，全面支持“六保”，实现了践行社会责任与深化转型发展的统筹协调，整体工作呈现担当意识足、惠民力度大、转型创新快、经营发展稳等鲜明特点。截至6月末，资产总额3759亿元，较年初增加342亿元。各项存款余额2400亿元、各项贷款余额2022亿元，分别较年初增加212亿元、235亿元。实现营业收入50.44亿元、净利润14.8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7.45%和4.81%。不良率1.49%，较年初抬升0.03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318%，较年初提升7.77个百分点。

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根据疫情期间的“非接触”服务需求，快速上线“汇青客”微信服务系统，推出在线申贷、线上购物、云端问诊等泛金融特色服务，加快业务办理线上化，前六个月的累计转发量突破100万次，销售理财产品16.85亿元、发放个人线上信用贷款3589.70万元。全力推进以直销银行为主体的线上服务平台建设，完善“鑫动e商”商户服务功能，搭建互联网统一用户平台统一管理微信银行、直销银行、网上商城等渠道用户，并在全市银行业金融机构率先开通“刷脸付”功能，直销银行金融资产总量68.76亿元、注册用户108.2万户，分别较年初增加3.4亿元和27.4万户，累计交易量突破900亿元。持续完善丰富数据维度，优化风控模型，通过“市民贷”“税e贷”“信e贷”三项产品实现了线上信用贷款在个人客户、企业客户和农村大数据缺失客户的全面覆盖。截至6月末，线上信用贷款余额8.17亿元，较年初增长311%。

上线零售业务营销平台，并以此建立以“汇青客”云端推介平台为抓手、“小微云”线下营销助力为辅助的精准化营销体系。根据市政府主要领导批示精神，推进小微云支付终端“金融+政务”升级改造，现已完成一期14项功能的系统开发工作。截至6月末，依托小微云支付终端设立金融服务便民点2088处，年内实现账务性交易345.03万笔、金额28.75亿元。取得普通类衍生品交易业务资质，并在全省地方银行中推出首款完全符合新规要求的公司类结构性存款产品。紧跟地摊经济发展需求，快速推出“惠摊快贷”业务。同时，信用卡业务去年开办以来，快速上线车位分期等产品，率先推出信用卡消费“银行+银联”U积分等服务，并结合疫情防控需要推出“免费用”“延还款”等亲情服务，发卡量达到16.36万张，授信36.85亿元。

很显然，这家农商行正在全方位加速转型升级，并已然突破传统农商行的局限，成为青岛规模与质量都相当靠前的重要性法人银行。这当然得益于青岛本身的发展，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其城镇化的加速发展。换言之，青岛城镇化之水涨让青岛农商银行之船高。比如，青岛常住人口户籍城镇化率超74%，大大高于全国60%的平均水平；其生产总值中非农产业产值占比超过96%。这表明，传统意义上的“三农”业务在青岛农商银行各项业务中的占比必然不会太高，其服务的产业对象也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的“三农”领域，即使农业业务也有很大一部分在于都市农业。因此，青岛农商银行，虽姓农，但由于其身在青岛这样加速城镇化发展的大都市，其发展必须且已然突破传统农商行而转型升级为积极适应加速城镇化发展的现代银行。

当然，青岛本身为全国名列前列的大都市，似不具普遍参照意义。但就加速城镇化发展而言，又颇具方向性。换言之，纯农村地带，其非农产业的发展与非农人口或市民人口的增加，也是大势所趋。也就是说，所有农商行都不同程度面临服务加速城镇化或农村非农化发展人口与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选择。

转型升级之烦恼

青岛农商银行与其他同行一样，面临许多转型升级的烦恼。

一是比较资金成本居高不下的烦恼。与国有大型、全国股份制以及部分城市商业银行比较，即使像青岛农商银行这样已经上市的农商行，其获取资金的成本一直居高不下。包括存款保险费用相对较高，稳定定期存款占比较高，不能从银行间一级市场获取资金，而只能从国有大型、全国股份制以及部分城市商业银行拆借，倒去倒来，资金来源的比较成本往往就居高不下。

二是围绕民营小微企业融资同质化竞争的烦恼。据介绍，北方的民营小微企业，跟南方不太一样，同时存在融资需求低与融资资质差的问题。前者即很多民营小微企业不习惯贷款，自己有多少钱干多少事，融资意愿不强；后者即有融资需求的民营小微企业，大多没有足够的抵质押与资质，风险较高。有足够抵质押或资质的优质民营小微企业极少，往往就成为各行争相贷款的“香饽饽”，其资金获得量也往往超过其实际有效需求量。比如，一家企业实际需求可能就1000万元，但几个银行竞相投放，一竞争就越来越大，结果就大大超过实际需求，这也会把企业做死，同时也把银行拖死。

三是强求其信贷高比例投农投小微的烦恼。按照国有大型银行、全国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商行分类监管，农商行被要求更多的信贷资金投放于三农及小微企业，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商行对客户群体的选择。而三农与小微客户多靠天吃饭、生存脆弱，往往都是成本、风险相对较高的客户，局限于此类客户，也就限制了农商行的发展。尤其像青岛农商银行这样的发达都市农商行，强求其信贷高比例投农投小微，定然会很大程度限制其转型升级。

四是核心IT系统不能独立的烦恼。省联社改革后，青岛农商银行公司治理及业务经营基本独立，但其核心IT系统仍由省联社统筹。省联社的系统服务全省109家农村金融机构，像青岛农商银行这样不断有个性化创新的线上业务，就很难得到个性化的系统支持。像青岛农商银行这样的都市化农商行，其业务运营与发展必须线上化，主要靠系统，如果没有一个先进的系统，没有个性化的线上支持，可谓寸步难行。

去类型规模歧视与体制机制羁绊势在必行

怎样让农商行解除转型升级中的烦恼？调查组一行就此与关联机构管理团队进行了深入探讨，结论是：去机构类型规模歧视与体制机制羁绊势在必行。

一是不能僵化强求农商行“姓农”其信贷投放就只能局限于或80%－90%高比例投放于三农与小微企业。理由之一是随着城市化加速发展，农村非农产业产值占比全国范围都早已大大超过狭义农业产值，农民市民化也随之加速，全国范围农商行都应不同程度地适应这一变化而转型升级，更何况像青岛农商银行这样的大都市农商行。理由之二是三农与小微企业信贷投放毕竟成本与风险高而利润薄，甚而无利可图，但从社会效益衡量又很重要，因而属于金融机构应尽的社会责任或政策性金融业务，所以应一视同仁地要求所有金融机构按大致相同比例承担社会责任，与此同时由政府从不同解读给予政策补贴与支持，使之接近平均利润率或至少微利可图，若然就可在一定程度上任由不同类型机构做市场理性选择。

二是公开市场一级交易商资格不应有机构类型规模歧视。比如，像青岛农商银行这样的农村商业银行，上市后，其经营绩效不仅在农商行系列名列前茅，甚至优于同等规模的城商行，就因为其“姓农”，分配给它的资格非常少，申请公开市场一级交易商资格非常难，以至于只能以较高的成本向国有大行或全国股份制行拆借。这是说不过去的，应该按市场交易资质而非机构类型规模开放一级交易商资格。

三是按市场化原则及其规律允许不同成本与风险的融资有不同的市场定价，以形成对应需求多样性的金融供给多样性，避免同质化过度竞争。比如，上文提到的有融资需求的民营小微企业，大多没有足够的抵质押与资质，成本较高，风险较高，就应允许较高的市场定价，以适当市场合理的融资贵解决融资难问题，同时也可避免各行争贷优质民营小微客户而在一棵树吊死的过度同质化竞争。

四是须按市场运作、现代公司治理、行业治理原则理顺省联社与下级社或农商行的关系。省联社是农村信用社改革的产物,在发展过程中,对于农村信用社领域(包括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农村商业银行)改革的推进、业务的创新和三农服务的深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农村信用社股份制、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省联社与基层行社、农商行之间的治理与经营矛盾不断增加，理顺其关系势在必行。所以，2016年－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先后提出“开展省联社改革试点”、“抓紧研究制定省联社改革方案”、“推动农村信用社省联社改革”。怎么改？相关监管部门表示不搞“一刀切”，各家省联社可在改革原则的总体要求下，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自行制定改革方案，经省政府报送银保监会，银保监会审核各省联社改革方案，然后给出答复。据说有关部门曾提出联合银行、金融服务公司、金融持股公司、统一法人和完善省联社等“五大模式”。不管哪种模式，都必须遵循市场运作、现代公司治理、行业治理原则。所谓市场运作原则，即以资本为纽带、去行政化、尊重市场主体自主决策、自负盈亏的权利。所谓现代公司治理原则，即理顺决策权、管理权和监督权之间相互协调、相互制衡的关系，保证公司在有效监督下高效运作，最大限度地保证公司的健康发展和股东权益。所谓行业治理原则，即省联社可作为省区农信社与农商行的行业治理平台，在各关联机构自愿的基础上行使“自律、维权、协调、服务”的行业公共职能。

（作者为中国金融学会副秘书长、中国东盟金融合作学院院长、亚洲金融合作协会原秘书长、中国银行业协会原专职副会长；编辑：张燕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