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秉文:延迟退休已定,不会影响就业

来源:《财经》杂志 2021-04-09 20: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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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迟退休即将正式落地。

3月12日,延迟退休实施原则公布。“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下称“规划纲要”)明确:综合考虑人均预期寿命提高、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受教育年限增加、劳动力结构变化等因素,按照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等原则,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此前在2月26日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人社部副部长游钧亦在会上透露,人社部正在会同相关部门研究延迟退休具体的改革方案。

目前,中国法定的退休年龄是男职工60周岁,女干部55周岁,女工人50周岁。不断加深的老龄化是延迟退休的一大背景原因。根据联合国《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确定的划分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处于老龄化社会。

而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末,全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为2.54亿人,占总人口18.1%。其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1.76亿人,占总人口的12.6%。

其实,“十三五”规划便已提及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彼时的表述是“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但由于种种原因,“十三五”并没有付诸实施。如今,规划纲要再次明确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具体原则,延迟退休已日渐临近。

延迟退休将如何实施?在划定退休年龄时会参考哪些因素?不同工种是否应确定不同退休年龄?围绕上述问题,《财经》记者专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

退休年龄有一个从低到高的过程

《财经》:延迟退休已成定局。在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退休年龄是如何设置的?会参考哪些因素?

郑秉文:我们可以先考察一下法定退休年龄的发展历史。在社会保障制度出现之前,退休是个人决策和企业决策的结果,由供需双方协商决定,国家层面并没有制定全国统一的法定退休年龄。当时有的企业会建立雇主计划,以多缴多得为原则,工人为了多挣钱,多得养老金和福利待遇,甚至工作到丧失劳动力才退出劳动力市场。简单说,在社会保险制度诞生之前,全世界没有国家规定法定退休年龄。何时退休是私人部门的事务,不属于国家决策范围。

而当社会保险制度诞生,法定退休年龄的设置也随之纳入考量。因为当政府提供一套强制性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要享受相应待遇就得有相应资格,其中,退休年龄便是一个重要资格,即必须制定统一的退休年龄,然后才能提供统一的福利制度。

直到19世纪,德国宰相俾斯麦成为社保制度的首创者。建立制度时,俾斯麦74岁,德国绝大部分工人都是70多岁才退休,根据当时普遍的实际退休年龄,德国制定了法定退休年龄,即70岁,所以最开始的法定退休年龄是70岁。其他国家在建立社会保险制度后也纷纷效法,因为同处欧洲,工人普遍退休年龄相差不大,所以大多数欧洲发达国家当时的法定退休年龄均为70岁。

但法定退休年龄确定后,工人和政府的博弈也随之展开。降低退休年龄便是当时工人斗争的一个目标权益。那个时候,欧洲国家工人运动占了上风,在后来的100多年的时间里,退休年龄一直下滑,从70岁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降到了60岁。直到英国撒切尔夫人上台、美国里根政府执政,这两位保守主义执政者给福利制度瘦身,加上婴儿潮一代的人口即将退休,养老金承压,上世纪90年代,法定退休年龄才有了第一次提高。也就是说,法定退休年龄的设定没有固定的公式,其实就是历史传统的演变结果。

《财经》:提高法定退休年龄阻力不小,当时并不是所有欧洲国家都能提升?

郑秉文:是的,从70岁降到60岁容易,但从60岁提高到65岁阻力就很大了。当时,有十几个国家长期不能提高退休年龄,只要一提高,不少企业员工便组织游行示威,最后基本都不了了之。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是另一个转折点,再加上2010年欧洲发生主权债务危机,很多国家不堪重负,以希腊为典型的十几个长期以来无法提高退休年龄的国家,才逐步提高退休年龄。

小步调整如何理解

《财经》:本次延迟退休的实施原则中提到“小步调整”,怎么理解?

郑秉文:“十四五”、“十五五”后,中国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会越来越明显。然而,中国退休年龄是一条平滑的横线,自1953年《劳动保险条例》出台至今,没有太大变动。所谓的“小步调整”,是指一年延迟几个月,几年加在一起才延长一岁。比如说男职工从60岁提高到65岁,不可能径直宣布:20××年,男职工的退休年龄为65岁,没有国家会进行这种休克式的改革。

“小步调整”可以有三个方案,一种是一年延迟3个月,第二种是一年延长4个月,还有一种非常温和的选择:一年只延长2个月。这三个选择里边,我个人倾向于一年延迟3个月,既能在一定时间段达到提高退休年龄的目的,同时改革阻力也不会太大。这种渐进改革,对个人的退休安排、家庭生活和隔代抚养影响不大,感觉不明显。对五六十岁的人来说,延迟退休的感觉被稀释了。而对三四十岁的人来说,距离他退休还有较长时间,对其心里预期影响也不大。

《财经》:延迟退休年龄,不同行业的从业者会有不同的感知。知识技术型行业的从业者延迟退休,更能有效发挥其智识和经验,但对于高危、高风险、高污染行业的劳动者,延迟退休则可能对其健康造成更大损害。你此前提到,实施同一法定退休年龄标准利大于弊。倘若不同行业设置不同退休年龄标准,有可能吗?

郑秉文:其实退休制度如何制定,我们可以参照发达国家的做法,他们并没有根据不同行业设置不同退休年龄。此外,现在体力劳动和高危作业,各行各业都在大幅度下降,我们的机械化、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法定退休年龄应该是统一的,但退休年龄的差异可以体现在行业里,也就是说,高危行业内部应该制定共同协议,规定该行业的退休年龄。

《财经》:什么样的共同协议?

郑秉文:这需要在退休制度中引入弹性机制,对高危行业进行单独梳理。所谓弹性的退休机制,即在法定退休年龄的前后,各设定一个提前或者延后的退休年龄,形成一个区间。若选择提前档次,则员工将拿到的退休金少,选择延后的档次,则可多拿退休金。员工可以根据家庭情况进行选择,如果家庭经济紧张,又没有隔代抚养的义务,就可以晚于法定退休年龄,多拿养老金。弹性机制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高危行业的退休年龄问题。

《财经》:国外为体现男女平等而实行男女同龄退休,但有学者调查研究显示,中国在城镇职工同龄退休意愿方面,无论男性或是女性,超过半数均反对男女同龄退休。其中,女性反对者约66%,是男性反对人数的1.2倍。主要原因是中国“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模式一时难以改变,女性需要承担赡养老人、甚至抚养二孩的压力。实质平等重于形式平等,男性女性是否确有必要同龄退休?

郑秉文:男女同龄退休是一个大趋势。我相信现在西方国家倡导男女同龄退休,未来中国也会是同一种观念。此外,延迟退休是小步推进的,未来对女性的影响也不会很大。

从社会服务的角度来说,女性持家、甚至抚养二孩的压力,随着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和水平的提高,未来托育的普及率会越来越高,这些问题都会逐步得到解决。

从教育程度来说,目前高等教育已经实现普惠性教育,在未来半个世纪,受高等教育的人占比将越来越高,女性的观念也会逐步改变。

再从人力资本的投入来看,如果退休年龄设置得比较低,人力投入成本估计很难收回来。从怀孕到3岁以前的学龄教育、3岁到6岁的学前教育、9年义务教育,社会和家庭投入的成本是巨大的。到高等教育阶段,大学四年,研究生两到三年,博士两到三年,若还有更高的学历要求,可能还会读博士后,也就是说,一个劳动力可能要29岁才能进入劳动力市场,推迟了7年-8年,而人力资本的投入可能已经提高了几十倍。

男女同龄是一个世界趋势,其他国家能够实施,中国也不特殊。我们现在男女退休的平均年龄才53岁左右,跟美国平均年龄65岁相比,提前了10多年。

长期来看,延迟退休不会影响就业率

《财经》:目前在互联网、金融等行业中,35岁是个坎。很多互联网企业基本不接受35岁人群的简历,不少从业人士甚至在35岁之前就感受到压力。35岁是很多人职业晋升的瓶颈期,一方面是延迟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时间,一方面不少人还面临着职场的年龄“歧视”,你怎么看?

郑秉文:你所提及的情况主要集中在金融、互联网科技企业等,但“35岁是个坎”的现象会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程逐步变化。以航空服务行业为例,我们国家的空乘服务人员都很年轻,但是在老龄化比较严重的国家,空乘服务人员都是“空嫂”,甚至“空妈”。随着老龄化的加深,就业的年龄门槛会逐渐放宽。之所以“35岁是个坎”,主要原因还是中国老龄化程度相较其他国家没那么严重,35岁之前的劳动力规模还能满足需方,如果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这个年龄肯定会往后推迟。

《财经》:还有部分人对就业问题提出了担忧,主要是延迟退休会对青年就业存在一定程度的挤出。如何平衡?

郑秉文:短期内,延迟退休对就业市场的影响是存在的。在改革初期,这个矛盾会比较明显,确实会拉高青年失业率,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正视。但中长期看,这个矛盾会逐渐被时间稀释掉。在理论上,目前还没有英文文献进行相关研究,但我们可以通过对比不同国家得出结论。最极端的两个典型,美国的法定退休年龄目前是65岁,2027年将提高到67岁,实际退休年龄还会更高,但美国的失业率维持在5%左右。在美国,个人不提出退休,即使到了法定退休年龄,雇主也不能强令退休。再看男性60岁、女性58岁退休的希腊,失业率是美国的两倍。这些例子都驳斥了延迟退休会提高青年失业率的说法,就业率从根本上是与社会整体的经济水平相联系的。

姚佳莹/文